在西北地区心理学科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学者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起,从北平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一路西迁,凝聚爱国精神,培养心理学的专业人才,为心理学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就是程克敬先生。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料摘编(1937—1949)》(下)第831页“本所主要负责人一览表”中,对程克敬先生有较为详尽的介绍:程克敬,别号述伊,年龄41岁,籍贯安徽合肥,现任职务为“教育系教授,兼指导研究所专题研究”。略历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基特间省立大学理硕士,特尔斯大学教育硕士,北平师大教授兼研究所导师,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师院等校教授”。那么,他是如何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辗转于西安、兰州等地,传承和传播心理学的呢?
组织开展心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聘请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讲授心理学开始,其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先后设立教育专攻科(1915)、教育研究科(1920),确立心理学、心理测量等学习科目,聘任张耀翔、陈大齐等任教培养研究生,并创办《心理》刊物。1923年(民国十二年)7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后因政局更迭变化,几易校名,1931年奉教育部训令改组,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翌年经校务会决议,学校成立教育研究所,专门从事“教育研究及训练教育之专门人才,并纂辑各科教材等事宜”。研究所设立委员会,聘任导师、导师助教纂辑员及助理等。其中,导师负责指导训练研究生从事教育研究。时任安徽合肥三育中学校长程克敬受聘导师,于1933年到校任职,负责教育测验法、教育实验法等科目的课程教学、大纲设定、研究生指导等工作,并担任研究所委员会委员。
在此期间,程克敬先生积极开展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出版发行的《师大月刊》先后发表《现代心理学各派究竟反抗什么》《从生理学的立场来观察教育上之情绪问题》《教育心理学教科书内容之商榷》等学术文章,对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的“内部分立门户,各不相容”的问题,教育过程中教师如何利用情绪来激发、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以及师范学校中教育心理学的教科书选用等进行了专门的讨论。程克敬先生针对当时心理学科中存在的争论,详细分析了“行为派”“内省派”等不同学术观点争论的背景。在《从生理学的立场来观察教育上之情绪问题》一文中,他结合坎农(W. B. Cannon)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论述了情绪问题在教育中的作用,并详细阐述了情绪的观察方法、表情的神经基础等。在教育心理学教科书的选用上,他特别提出“教科书既然是为教师所编,当然应该适应教师之需要”,因此,应该通过分析“教师通常的工作”,了解“教师事业成功的标准”,以确定教师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此外,他还组织了“编造英文拼字量表报告书”的研究,以及《幼儿期性教育》的校订等工作。
投身中国心理学早期学术活动
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历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星期三聚会。弗洛伊德从1902年秋开始,邀请维也纳的医师在每周三聚会,讨论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应用。这个聚会凝聚了一大批精神分析的研究者,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北平心理学同仁组织聚会。该聚会从1934年7月24日开始,邀请当时北平各大学心理学同仁,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举行。第一次由周先庚组织,国立北京大学樊际昌、陈雪屏、潘企莘,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程克敬、朱希亮,辅仁大学王徵葵、高文源,燕京大学刘廷芳、陆志韦,国立清华大学孙国华等参加。后由樊际昌、刘廷芳、陈雪屏、高文源、程克敬等轮流组织。
在聚会中,来自北平不同大学的心理学学者一起讨论中国心理学的现状及未来,后来福州协和大学陈文渊博士、伦敦大学陈立博士也参与聚会。在1935年的第九次聚会中,他们讨论了中国心理学的出路,并“承认应用方面之提倡,实为当今急务”(《中国心理学报》,第一卷第一期,民国二十五年九月,第88页)。第十一次聚会中,陆志韦倡议组织中国心理学会,并公推樊际昌、孙国华、陆志韦起草学会章程。1936年2月至5月先后组织5次聚会,在3月的聚会中,拟办《中国心理学报》。4月的第一次聚会由程克敬、王徵葵、高文源及其夫人包志立(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博士)组织,商讨审定《国立编译馆普通心理学名词草案》。在5月的聚会中,组织创办《中国心理学报》的意见讨论,并补发《中国心理学会草案》,向南京同仁征求意见。1936年9月,《中国心理学报》创刊;同年,由当时京、沪、宁三地心理学者共同发起的中国心理学会成立。
执教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迁往西安,与同时西迁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焦作工学院等组成西北临时大学。1938年3月又令学校迁往城固,随后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同年7月西北联合大学改制,成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一时期,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生随校西迁,原教育研究所的李建勋、黄敬思、何士骥等也来到西安,其中程克敬先生在列,并聘为教育系教授。1938年7月西北联合大学决定成立师范研究所,程克敬先生被聘为研究所教授,承担教学、教育问题研究及研究生指导工作。研究所先后培养了一批后来在兰州继续从事心理学教育的著名学者,如郭士豪、佘增寿(两位为1940年9月招收的研究生)等。程克敬曾指导佘增寿开展了有关“师范学校之训育”的研究。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两年,国民政府令其再迁至兰州(1940年4月,“渝字1528号训令”)。学校师生分批转迁。根据《民国纸质档案59卷》中关于“国立西北师范大学院教职员录(三十四年十二月编印)”中教育系教职员名录的记载显示,程克敬为教育系教授,时年44岁,其到校时间为“22.8.1”。尽管其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一览》中有关程克敬先生的入职时间(二十二年九月)有一个月的时间差异,但这也表明,程克敬先生随校离开北京之后,几经辗转,但始终在学校工作。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先生还曾于1944年6月,向当时的教育部呈文,报请关于程克敬、孙之淑等久任教员奖学金事宜,而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毕业生纪念册(1947)所附的教职员录中显示,程克敬为当时教育系教授,时年44岁,“现在住址”为“本院”。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迁兰州期间,程克敬先生曾担任学院图书仪器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学院院务工作,以及“导师考查学生评语及等级标准”的研究工作。
发扬“兴学强国”的西北联大精神
程克敬先生后来离开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西迁内地的很多高校开始复校。河北省筹备学校复员,原西迁陕西、甘肃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开始复校工作。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西迁兰州时,负责家政系工作的齐国梁教授于1946年回到天津,继续担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兼任主任。在此次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复校的过程中,程克敬先生为了支持该院教育系的建设,前往天津,并担任教育系主任。
程克敬先生的半生经历,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也是师范教育,特别是心理学科传承、传播并植根中国土地的一个见证。20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发展,心理学课程、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杂志以及心理学的学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然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相对较晚,心理学的发展则更晚一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很多高校陆续内迁,高等教育在战火与辗转中传承和延续。西北联大先后汇聚了来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安徽大学等校的心理学教授,延续心理学的传承及人才的培养。《光明日报》曾刊文认为,西北联大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发扬了“兴学强国”的精神;而西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西迁,既是现代大学避于战乱维系根脉的努力,也是师范教育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既是民族危难存亡之际“兴学强国”精神的凝聚,也是民族觉醒独立之时人才培养与扎根筑基的拼搏。
程克敬先生学成回国之后,投身于中国师范教育,并在战乱的年代随校西迁,一直坚持在教育研究所、师范研究所、教育系等工作,讲授心理学课程,主持相关课程建设,积极探索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并指导和培养心理学的专业人才,为心理学在西北的发展延续了根脉。他身上展现的担当与奋斗精神,是新时代西部地区高校振兴,特别是心理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激励着新时代的心理学人“向西、向下”,扎根西部,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文获2018年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横向项目“甘肃省学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调查研究”资助和支持)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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