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气候、生态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核心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该理论不仅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的负责任态度，顺应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潮流，还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参考样本。

　　生逢其时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人类生产与生活正在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广泛的影响。极端天气、生态恶化带来的农业、经济、环境、贸易、安全等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能应对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各国以集体协商的方式找到解决方案，并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对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等问题提出适宜的方案。

　　全球气候治理处于失序的风险中。参与主体的“泛化”、碎片化，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除联合国之外，近年来涌现出许多地区性平台合作网络，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市场部门和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进入气候治理领域，为该领域的全球治理带来了更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国际规则加快重塑，各国在资源、贸易、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与博弈加剧。在地缘政治思维主导下，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全球治理模式拉向“具有法律约束力、无差别、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家遭到进一步分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遭到忽视，欧盟单边性碳关税已开始实施，气候治理朝贸易化、工具化方向发展。

　　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融资格局失衡。新冠疫情暴发使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融资问题更加突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气候融资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采取有效减排措施的主要障碍。据联合国《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2015—2030年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规模为每年5万亿—8万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需资金规模约为3.9万亿美元。受新冠疫情、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全球投资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缺口从2.5万亿美元增至4.2万亿美元。更为严峻的是，发达国家并未兑现到2020年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的承诺，这一行为严重挫伤了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

　　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力度，加快绿色转型。为实现2030减排、2050年碳中和等目标，欧盟规定，在2021年至2027年多年期财政框架中将30%的资金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此外，欧盟委员会承诺，将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中的37%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践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动力之源

　　面对失序、失衡、失灵的国际格局，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鲜明表达出中国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坚守。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6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充分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2018年在第26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多边性国际文件中。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作为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从原来的被动跟随转变为积极参与。在《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的30余年里，从“不可能”“不合适”，到自愿单位GDP量化减排、在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明确碳排放峰值、启动覆盖全国的碳交易市场、在联合国框架下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可持续性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一系列致力于推动包容和共同发展的举措，是中国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大贡献。

　　其一，在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指导下，积极寻求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坚持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G20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地位，首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2023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首次制定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

　　其二，在“南北”气候融资差距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在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的同时，持续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资金合作和技术推广。自2011年以来，中国累计投入2.7亿元人民币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12个国家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物资赠送的谅解备忘录，为发展中国家援建了200个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从2016年起，在南南合作基金机制下，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其三，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开展气候外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共同价值取代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普世价值”，以多边主义代替美国主导的“霸道、霸权、霸凌”式治理，以和平发展代替狭隘的地缘政治博弈，守正创新，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将绿色“一带一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等倡议结合起来，开展国际合作项目。通过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和多边性金融开发机构，从南南合作实践出发，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气候发展与合作模式。

　　其四，坚持顶层设计，总体布局。我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家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后，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安全会议上将生态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列入国家战略。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此外，碳市场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加速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已于2021年正式启动，市场化、功能化的碳排放交易将进入快车道。同年，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展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决心。

　　其五，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为重点，引导绿色消费，推广绿色产品，提升新能源的应用比例，全面提高产业能效，建设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增加绿色产品供给和服务，积极培育绿色市场。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道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良性互动之路。在气候变化、生态建设方面，中国正擘画一幅高效、环保、减排、控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证明，建设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造福自身，也必将惠及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冠疫情冲击下美欧资本主义的现状、制度困境及发展趋势研究”（21AGJ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