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了强大伟力，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文化自信的理论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集中体现在文化自信的理论阐述上。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化强盛是对国家、民族强盛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的多元复合性与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性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文化的多元复合性是由于多重跨文化传播形成的多来源的不同文化融合形成的文化特性。中国文化也是在历史传播过程中，不断向外传播，不断接收外来文化传播，在传播和融合中逐渐发展成长起来的。同时，由于中国文化面对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民族和漫长的历史，其内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与融合，也在不断影响文化的发展变迁，形成跨文化传播的多元复合性。

　　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就是不断把不同的文化元素、不同的文化类型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多元复合体的过程。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根据考古新发现，提出了中国文化形成的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和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文化等六大板块，不限于传统认为的黄河流域。

　　张博泉先生提出了中华文化一体论。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形成实际上分成四个阶段：前天下一体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炎黄、东夷、百越、苗黎、戎羌诸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天下一体阶段即秦汉魏晋时期，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诸民族融合成为汉民族；前中华一体阶段即南北朝隋唐时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加深融合；中华一体阶段即宋元明清时期，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

　　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千流归海、容纳百川的多元复合进程，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概括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特点。

　　我们应当从中国社会结构入手，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中国拥有超大型的社会结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但是他却‘伪装’成了一个国家的存在”。从规模上看，中国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总量上和整个欧洲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式现代化是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规模最大的社会整体性的现代化，中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就是因为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同时，没有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具体国情，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超大型社会是在5000多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地理结构上看，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黄河长江中下游广袤肥沃的平原，适宜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兴修水利、连通流域的需要催生了统一的中原王朝。中原的农业社会与周边的游牧社会形成了依存与冲突并存的农牧二元结构。中国文化多元复合性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游牧和农耕二元对立依存的结构。如果以华夏加上四夷这种文化结构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在经济上存在着互补关系。人们往往只强调农耕文化，忽略了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形成了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没有周边发达的游牧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不可能这么成熟，没有中原发达的农耕文化，周边的游牧民族不可能周期性地入主中原，中原不断提高周边游牧文化存在的层级，就使得小部落慢慢有能力聚合为有贵族和平民的强大的军事集团。

　　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于环境的挑战，文明是回应这种挑战的应战方式。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的大一统性就是对周边环境、游牧民族特性的一种应战方式。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形成超级军备，才能保持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平衡。

　　中国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凝聚成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多元一体的共同文化，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国面对多重复合文化的社会结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一统的背后，深藏着具有文化包容性的文化复合性。我们往往强调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忽略了她是不断地包容外来因素的。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天下一体，但是儒家的天下一体不是天下唯一，而是海纳百川、中庸和合。中国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实际上是多种文化元素结合形成的。

　　坚持文化自信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建筑在充分的文化自觉基础之上。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删诗书，编春秋，目的是别华夏夷狄。孔子以源于西周的礼仪制度作为识别华夏（中原民族）与蛮夷（周边民族）的标准，可以看成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觉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概念集中体现在其天下观中。天下是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全部世界，也是中国与四方的总和。《周易》有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天下由华夏与蛮夷共同组成，华夏居于天下的中心，故曰中国。

　　围绕人和宇宙、中国和世界的基本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基本观念。其一是天下一家的文化依存论。在个人与他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个人与世界的发展进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二是华夷互变的文化复合论。在华夏与蛮夷、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可以华夷互变。其三是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是这一文化依存、文化复合、文化包容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推动着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另一方面保持了中华民族与世界的和平性基本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问题：“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 。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他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概念，是他对于“文化自觉”理念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复合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在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他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的文化自信，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在新时代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文化发展背景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充分坚持文化自信，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