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可以分为两种实现路径，即普遍性路径和特殊性路径。两者都是中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未来学者们也将会沿着这两条路径前进，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普遍性与特殊性并行不悖

　　以普遍性路径为基础建构的理论，主要关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特征。很多中国学者将中国的思维逻辑、文化精华、历史经验融入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过程，这样的理论不仅可以比西方主流理论更好地解释中国自身，也可以更好地解释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从20世纪末开始，很多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先行探索者，开始试图构建原创性的大理论。经过持续的努力之后，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成果有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社会演化、和合共生、位置现实主义等，还有很多学者在联盟理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性理论。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他们有能力与国际学者进行学术对话，通过发表英文学术论文甚至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权。虽然有的学者并不愿使用“中国学派”来称呼自己的理论，更愿意将自己的成果视为世界学术共同体集体努力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的贡献已经留下了鲜明的中国式印记。

　　以特殊性路径为基础建构的理论，并不放弃寻找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共同特征，但更强调发现中国自身的独特属性。相较而言，普遍性路径的学者希望借助中国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历史实践，提供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但特殊性路径更加强调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具有本质的不同。具体来说，中国自身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与很多国家不可能完全相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决策和对外战略的规律与众不同；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实践的独特性，预示着中国的崛起将对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规范产生某种影响。

　　特殊性路径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普遍性路径理论的发展，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国学者20世纪末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初衷就是，很多人意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从21世纪头十年的最后几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学术领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的学术概念，如中国话语、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为方法”等，其主要背景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变化。在国际关系学科，多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大力强调关注中国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有的学者强调处理好世界普遍知识与中国地方知识的关系；有的主张将历史提升到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强调要理解中国和其他国家各自的历史文明基因；有的从古代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中提炼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概念，创立了与美国国际关系“三大范式”截然不同的新的理论框架；有的则强调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活力，及其在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国际关系的强大解释力。

　　辩证看待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

　　普遍性路径和特殊性路径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同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可能在两个领域均有建树，或者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我们不能否认特殊性存在于国际关系的很多层面，但也不应放弃追求普遍性的努力。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不仅包含了中国对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性探索，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独特方式。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而言，国家的崛起经验不仅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历史上，很多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本积累成功实现了崛起，但是今天的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全新道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辩证看待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积累的普遍意义。关注国际关系普遍性的学者，并不否认中国可能存在某些特殊性；致力于推动中国道路和实践中国模式的学者也会认为，中国应该为世界贡献一些普遍性思想。

　　要注意的是，探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特殊性现象时，要始终持辩证态度。一方面，中国和西方表面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特殊的，因为这种不同本身可能已经在某个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西方已有的成熟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盲目追求理论创新可能导致空喊口号的效果。另一方面，假若西方所有的理论确实不能解释中国的某个现象，中国学者应该优先尝试发展普遍性理论，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作为这个普遍性理论之下的不同案例。这样的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可以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集体努力的一部分。

　　无论是坚持普遍性路径，还是执着于特殊性路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都须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必要的对话。比较而言，普遍性路径产生的理论容易得到西方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一些韩国（裔）学者、印度（裔）学者以及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学者也基于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化建立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和理论。不过，仅仅关注普遍性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国家规模以及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与西方确实存在很大不同，回避这些现象就无法解释今天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但特殊性路径面临的挑战在于，这样的逻辑难以用西方国家学者能够理解的学术话语进行表达，相关的成果很少被英语世界的读者理解和认同，甚至这样的论文难以生存于基于同行评议制度的学术体系。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特殊性路径将会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创新的高地，它不仅可以解释很多事实，而且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世界的未来变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英国诺丁汉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