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在中国获得蓬勃发展，学术实践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其学术成果通过不同的载体以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引发社会关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研究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呈现出多元性、本土性、公共性特征。

　　当代中国口述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

　　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仅仅是西方口述史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实践的过程，更与社会历史调查的本土经验密切相关。口述历史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产生了四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体系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口述历史访谈在构建全新的中国近现代史话语体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有关学术活动包括50年代各机构在统一部署下开展的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口碑史料的抢救性发掘和对中国共产党党政军重要人物、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产业工人等代表性群体的访谈，以及“四史”（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写作运动等等。差不多同时，中国台湾的历史学界也逐步开启了以20世纪上半叶重要历史人物为对象的口述历史研究。尽管这些口述访谈在对象选择、史料裁剪与编排、叙事视角和研究深度等方面有其时代特殊性，但其成果依然具有学术史价值，某些重要议题（如土地改革、国家工业化等）也为此后相关研究的深化预留了伏线。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二波浪潮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拨乱反正”引发反思历史的精神渴求，而学术体制内的专业知识供给相对不足，由此催生了阅读市场主导的口述历史写作和出版热潮，以政商名流、文化名人、文艺明星和重要历史事件等为对象的口述史写作层出不穷。尽管质量良莠不齐，但这些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对宏大叙事之外历史细节的阅读需求。这一波在80年代“文化热”潮流中汹涌的特殊浪潮既显示了口述史的巨大魅力，也导致了乱象丛生的局面，以致有学者担忧口述历史在中国会因此陷入“身份危机”。

　　直到此时，口述历史在中国还突出表现为“实践”一骑绝尘而“理论”远远滞后的状况。不过局面很快发生改观，系统的口述历史理论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1980年第1期《文摘》和1981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相继刊登了三篇西方口述历史理论的译文，同年亦有中国学者撰文相对全面地介绍美国口述历史发展历程。这些涓涓细流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终于汇聚成口述历史研究的第三波浪潮，第三波浪潮是西方理论接纳及其本土应用的初步阶段，标志着中国口述历史实践和研究框架体系的初步建立。学术自觉开始成为研究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本口述历史研究专著（《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译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最早的口述史研究学术组织（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2003；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2004）和连续出版物（《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同样在这一时期，大众媒体开始成为口述历史传播的新兴载体，口述历史的公共服务职能开始凸显。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口述历史研究迎来第四波浪潮，在本土化理论体系建设、多学科对话、完善研究规范、健全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一方面，这一阶段口述史实践议题几乎遍布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的方方面面，重点集中在“五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战争、经济、医疗、艺术、民俗、乡土与社区记忆等与个体生命体验休戚相关的主题，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公共议题。另一方面，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广泛介入，既为原先历史学“一家独大”的口述史研究带来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也拓展了各自学科研究的边界，深化了本学科的理论思考，探索了跨学科对话的新路径。以近些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和重要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为例，与口述史相关的成果广泛分布于党史党建、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中国历史、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

　　当代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中国的口述史研究展示出多元性、本土性和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所谓多元性，即多学科性。参与口述史实践操作和理论研究的学科众多。其一，作为长期以来在口述史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学科，历史学主要从三种角度理解口述史，分别是作为史料工具的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和书写方法的口述史，以及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口述史，核心关切是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其二，作为对口述史理论思考贡献较大的学科，社会学、人类学主要侧重在口述史料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和知识生产，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术概念包括记忆、权力、话语、认同以及“无事件境”“心灵的集体化”“诉苦”“社会底蕴”等，也有社会学家尝试对口述历史研究者本身进行研究。相比历史学者，社会学者更倾向认为口述历史中的真实性是一个相对的、建构的、反身性的问题。其三，作为参与口述历史实践相当广泛的学科，档案学和图书馆学主要关注口述历史资源的采集、保存、管理、利用，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如何改善口述史实践的技术和方法。其四，其他学科则多将口述史作为本学科学术史书写和学科认同构建的有效方法加以应用，如音乐口述史、戏剧口述史、教育口述史、建筑口述史、科学家口述史等等。

　　所谓本土性，指的是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较大的区别，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在议题选择、访谈方案制定、具体操作流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而有效的本土经验，也有学者基于口述史实践提出了若干本土学术概念。当然，口述史研究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真正作出重大贡献，还有赖本土化的口述史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建构。

　　所谓公共性，指的是口述史不仅是一项学术工作，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它的价值同样体现为公共层面的实践特征。口述史把历史的焦点转向普通民众，使大量原本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丝毫记录的人群从“失语”到“发声”，呈现明显的“人民化”趋势。每一次成功的口述史实践，都可以帮助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视野局限，把个体的生命历程投入更大的社会历史图景中，进而思考诸如人生、命运、民族、国家、历史等重要议题。近年来，口述史资源不仅被应用于研究、出版等领域，还广泛地与融媒体手段相结合，在公益、商业、素质教育等新领域崭露头角，发挥公共服务职能。

　　中国口述历史研究的趋势展望

　　口述历史在中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展望未来，口述史研究体现出下述三方面的趋势。其一，跨学科对话深入。目前，参与口述史工作的学科众多，但深入有效的跨学科对话依然较少。以口述史实践为基础，实现各学科在理论、视角、工具、方法等方面的借用、交叉和整合应是口述史良性发展的重要目标。其二，理论转向与深化。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口述史研究表现出记忆、叙事、情感、关系、空间等向度的理论转向；另一方面，口述史在中国“实践操作多而理论反思少”的局面依然有待改进。其三，研究方法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实践操作流程的规范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规范化、学术伦理与法律的规范化、口述史人才培养方案的规范化、口述史实现融媒体传播和介入公共生活方法的规范化等。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口述历史不仅可以为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大历史发掘出千千万万个饱含人性温度与生命体验细节的注脚，也可以为中国故事的讲述与传承，中国经验与民族精神的赓续开辟一条多角度阐释时代语境的全新通道。

　　（作者系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