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方式概念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轭式”循环的运动图式，为人类认知经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生产力先天地赋有社会属性，生产关系则成为生产力的形式条件。生产关系并非受动性的客观实在，而是具有生产性的能动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正是通过使资本成为一种全面的生产关系从而创造出远超此前一切世代的生产力，其中，“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作为生产的形式主体，需要不断借助特定的技术动因以满足其价值增殖的内在欲望。经过四次技术革命的“创造性破坏”，人类生产的技术奇点已经由牛顿经典力学定律下的机械体系延展至量子世界中的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泛在性特征与资本的强流动性相互适配，催生出数字经济的全新业态，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并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经典力学定律下的工业机器体系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概念勾画出人类固有感性力量的对象化表达所形构出的社会运行机制。在由生产方式呈现的社会历史运动中，人类以技术为中介创制出物我交互的经验世界。技术向经验世界的溢出与转译以及后者对技术的涵括与吸纳共同促动着生产过程的总体循环。生产方式的变革往往表现为突破性技术的生产性应用与生产关系的破坏性重组共同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生产不仅是“技术—物质”意义上的“制—作”过程，同时也包含“技术—社会”层面上的整体内涵。因此，正是技术创生与社会涵化的交互共轭不断改写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关系，并将属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为财富的自我积累。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开始真正成为撬动人类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重构的力量支点。自动化的技术体系作为自然科学的工艺学应用，使工业这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成为价值剩余的持续再生产的先验装置。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建立在现代工业与资本逻辑的同构关系之上。就马克思所经验到的工业现实而言，现代工业是以牛顿经典力学作为其物理学前提的。这一物理学的基本假设是机械原子论与定域因果律，遵循在绝对时空关系下的稳态运动法则。在这一可测度的确定性物理世界中，机器通过各“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的传动作用组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由此展开集中性、规模化的协同生产。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现代工业，一方面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的生产组织关系，另一方面仍保持着生产总体各环节的定域化特征。

　　不过，在遵循确定性物理法则的现代工业这一现实实存中，马克思则洞见到了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抽象化逻辑。与现实生产中具体可感的物质要素不同，资本内在地要求建立起使全部生产结果获得普遍价值表现的象征系统，它由一种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脱域化运动不断地获得自我持存。因此，尽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机器体系成为适宜资本运动的形式规定，但资本则始终蕴含着对具体的生产过程和时空关系的抽象化本能。在可测度、可感觉的绝对时空现实之上，资本致力于构造出大卫·哈维所言的拟像化、超现实的“关系性时空系统”。在此意义上，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支撑的现代工业无法真正满足资本流动的存在欲望，资本在召唤着一个可以实现其幽灵般生存的全新技术载体。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空间

　　经过第三、四次技术革命的加速迭代，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重构人类生产方式的颠覆性技术，人类社会正走向数字经济的全新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同时带来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知革命，以牛顿力学为核心定律的经典科学观逐步让位于以微观世界为基本分析单元的量子科学观。在量子世界中，微观粒子越出了定域性的时空维度而呈现为非确定的复合关系场。量子的纠缠特性营构出一个具有整体关联的“灵境”世界，消解了物质间的孤离状态，从而使关系性时空系统真正成为可想象的虚拟现实。量子科学的突破为超大规模的分布式运算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以“比特”为最小信息单位的量子计算超越了传统二进制中0与1的确定状态，借助计算状态的叠加不断加速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的拟真化映射。就其终极意义而言，数字空间将实现实体空间的混沌向有序的信息熵减，催生出一个先定和谐的数字“元宇宙”。数字经济的本质就是通过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耦合构建起开放开源式的组织生态，进而达到生产要素的优化与重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面数字化，生产过程被编织进交互集成的总体性数字空间，从而不断逼近对人类经验世界进行拟像化表达的技术极限。相较于以机械原子论与定域因果律为动力学法则的机器体系，数字技术因其去中心化、强伸缩性、泛在式分布的特征消除了实体空间中的物理隔阂，在数字空间中建立起物质间跨时空的非定域性关联。数字空间中的单个数据可类比于资本关系中的商品原子，正如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单个数据之间经由数字空间拥有了实时关联，看似互不相干的商品原子同样在资本关系中获得价值的相互表现。在数字空间与资本关系中，作为其基本构成单元的个体物（数据或商品）的确定性原则变得不再牢靠，而由物与物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场成为普遍性的实存形式。因此可以说，数字空间成为与流动资本相并行的物相场境。借助于数字空间，资本的抽象化逻辑获得更充分的现实机制，技术与资本的互渗关系得到空前强化。正是在数字技术体系及其所构筑的数字空间中，资本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生产关系。

　　在数字技术与流动资本的互促作用下，数字经济正加速实现生产过程的“裂变”与“聚变”。一方面，数据以高度复杂化的生成机制持续分裂，形成海量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运算工具与跨链网络协议，数据被重新整合进多层级的数据系统。数字经济中“裂变”与“聚变”的融合创造出数字平台、数字生产、数字金融等全新的数字生产力，打破了工业化时代价值体系的封闭性，建构起广泛共在的价值网络，实现了价值的指数型增长。据2023年7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2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韩国五个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总量为31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达58％，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

　　数字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创造

　　自18世纪起，机械技术的体系性应用带来了技术与资本同体共生的全新生产方式，人类由此进入现代化的崭新历史时段。现代化的要义是人类不断挣脱在传统社会中的生产缓滞状态，通过高效化生产重建共同体的文明秩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技术是重要的驱动力量。从机械化到电子化，再从信息化到数字化，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了现代化的阶段性演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的数字文明进程交织叠加，拥有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资源禀赋与后发优势。超大规模的人口、庞大的市场体量、完备的制造业集群等创造出巨大的数据红利，为壮大数字经济提供了海量的要素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在新征程上，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以数字经济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引擎，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聚合效应，合理利用其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的技术优势，既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形成全链条、全方位、跨时域的经济发展业态，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体整合、互为促进，又要加强数字经济监管与治理，防止数字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导致平台垄断与过度金融化，实现数字经济的良性有序发展。同时，应打造与数字生产力相适配的数字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去中心化治理模式，构建交互共享、共治赋能、开放包容的数据治理体系，破除“数据孤岛”与“数据垄断”，尊重和保障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的对等地位和主体价值，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参与者的价值创造力。此外，应积极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形态转型，积极开展多主体、多层次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参与数字空间中的国际规范制定，有力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加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新文明类型的创造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主导性的生产方式是人力劳动，技术创新无法得到充分的生产性应用。进入工业文明时期，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取代人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形式，社会生产关系被架构为一个“普遍有用的体系”，从而引发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增长。在数字文明时代，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介入重新定义了技术与社会间的关系，数字技术与各生产主体建立起系统集成的价值网络，使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向生产过程全方位扩散，激发出巨大的价值增量。在中国这一超大型国家中，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建构起一个虚实相生、形神相合的“数字共同体”。虚拟数字空间的无形之手拥有对实体空间进行涵化融合的有形力量，使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不同时期积淀的文明成果得到数字化整合。同时，数字经济所形成的广泛链接的价值网络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与普惠性，使每个个体都拥有在数字化时代的财富创造机遇，个体在“数字共同体”中的在场身份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实质内涵，塑造出一个共在共享的数字文明秩序。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展开必将创造出数字时代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