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理解其历史基础与演变轨迹，理解理念原则与社会结构相互塑造的历史进程。社会作为有机体，在具体历史中不断生发出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构成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充分重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才能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轨迹。

　　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这意味着将历史视野纳入社会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必要性。一方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并且在绵延发展的历史中产生了秩序、制度、文化与情感，与此同时社会又通过上述要素，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施加影响，这是不同文明呈现出多样化的民族精神、文化特质的基础逻辑。因此，当社会学试图围绕制度、秩序、结构、文化等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时，历史维度可以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与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将历史视野纳入社会学研究，并非意味着社会学要随意选取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与文本进行研究，而是指研究者需要识别出在制度发展、社会变迁、文明演进中的关键节点，围绕这些节点背后的机制展开分析，解释变化背后的结构性要素，理解文明进程背后的社会历史脉络。因此，将历史视野纳入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克服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在围绕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将研究议题放置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中展开讨论。

　　近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将历史带回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并将其付诸教学科研活动的实践。2012年底，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杂志合作主办了“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推动了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高质量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文章刊发和专著出版，国内以历史与社会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多，社会学者们也在不断的科研实践和学术讨论中凝聚着研究共识，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明确的研究主题。这些主题有着高度的内在相关性，对于勾勒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脉络，洞察中国文明的社会基础，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发现文明底蕴的传统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是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在复杂而多样的实践中具体生成的，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内在意涵。所谓“文明”，不只是一套观念系统，也是中国社会内生性的秩序基础，更是塑造中国人的行动伦理的群体默认值。人群聚合在一起，自然形成关系与结构，并在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历史传统、生发社会文化，而“伦理”二字则是中国社会文化与群体秩序的最集中体现。所谓伦理，究其根本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自社会学这门学科以“群学”的形态引入中国起，潘光旦、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围绕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这一主题展开研究。无论是对于五伦的研究还是对于差序格局的讨论，都是在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底蕴，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近年来，历史社会学研究者接续这一研究传统，秉持守正创新的理念，深化对“差序格局”这一经典概念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慈孝一体”是如何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伦理的。进而，研究者们深入讨论了“家”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运行中的理论意涵。家与由“家”而产生的行动伦理与社会底蕴，还构成了传统社会中群体秩序的主要纽带。因此，中国社会中的群体秩序与理论底色，是一种独特的“一体本位”状态。所谓一体，指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既是以家及其伦理构造起来的共同体生活，又形成了以尊、亲、慈、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系统。这一伦理系统通过历史上各种制度安排获得了极强的普遍性，因而塑造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华文明社会与政治的包容性和大一统格局。围绕中华文明底蕴所展开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创新性阐释，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社会密码，同时也是建构面向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理论的重要探索。

　　阐释历史脉络的国家治理研究

　　缘起于西方理论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将视为政治系统的国家与作为社会系统的群体视为边界清晰的两个范畴加以理解。然而，如上文所述，在中华文明“家国同构”的伦理结构下，这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体关系。严复将“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内在蕴含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属于群体范畴。那么，这样的中国社会是如何构造国家治理系统的？在传统社会技术条件不发达，国家行政能力较弱的情况下，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究竟是如何在漫长的时间段内展开治理并维系大一统格局的？

　　近十年来，国内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在上述问题意识下亦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解答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问题，需要突破既有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行动伦理，具有跨越社会阶层的普遍性意涵。无论是官僚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共享着同样的意义系统与伦理结构。由此，研究者们通过对档案文书、历史事件、政治思想以及制度沿革的研究，深化了对费孝通“双轨政治”的理解。研究者们对封建与郡县之辨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对两者的关系做出了重新阐释。封建制以宗法的方式确立了人伦秩序的普遍性原则，而郡县制则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基础行政关系，两者互为支撑。除此之外，历史社会学研究者还不断深入制度沿革的历史脉络中，探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正式的官僚行政系统与非正式的礼仪教化系统共同完成着国家治理的总体目标。由此，上述历史社会学研究阐释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并且为重新理解中华文明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探索社会变迁研究的中国路径

　　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19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变革研究始终是焦点议题。这一时间段，既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总体性危机集中爆发的历史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应对这场总体性危机，并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近年来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开始尝试从社会思潮史、组织变迁史、社会文化史等角度，以“渊源流变”的视角，在对“古今之变”这一宏大命题的探索中，尝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与社会动力。

　　有研究者发现，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内的近代政治与知识精英，都曾经从各自的角度给出过应对总体性危机的解决方案，也都曾试图解决当时社会的一盘散沙、组织无力等问题，但都由于各自局限而没有成功。与之相对，中国共产党则在复杂而艰巨的革命斗争形势下，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创新与实践，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重新凝聚成强有力的战斗集体；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集体的方式重建乡村社会共同体。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们在翔实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与组织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入现代化进程的本土路径。也正是在制度源流的发生学问题意识之下，研究者们深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进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与社会基础提供了历史社会学维度的思考与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回顾过去十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以及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趋势，实质上都在一定程度响应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体现出社会学研究者本身的理论自觉。研究者们通过学术研究，尝试厘清中国社会文明底蕴、历史脉络与实践机制，逐步建立具有世界眼光、面对中国文明、扎根中国社会、探索中国路径的中国特色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本土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使命担当。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