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也被喻为平台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本成为数字化时代“普照的光”。“光”也是一种哲学隐喻，正如克拉里在《观察者的技术》中所指出的，人们利用光学效果建构起了近代以来的主体暗箱。数字化平台就是一种新的暗箱，一方面，它作为“普照的光”仿佛是可视化的，但另一方面，其背后的算法机制等又是不可视化的。当我们把焦点都放置在“暗箱之内”时，显然也忽视了“暗箱之外”的客观存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背景下，对于智能化平台的充分强调反而加剧了对于数字产消者本体论地位的遗忘。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性视域来看，数字产消者生成数据才是数字产消资本主义得以崛起的关键内核。

　　“产消者”（Prosumer）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性分离，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弥合这种分离，消费者将会转变为产消者，开始深度介入生产过程并执行一部分生产职能。瑞泽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产消资本主义和智能产消概念，福克斯则以社交平台为例，深入分析了数字产消者生成数据对于数字产消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总体上来看，数字产消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呈现出了“整体的新颖性”，但仅仅从数据商品、数字租金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反思数字产消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更加基础的哲学层面来深入剖析数字产消者的生存论变革。

　　游牧式第三持存

　　马克思区分开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两种消费，一种是生产性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对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其生产与消费直接同一，这是“产消者”概念的雏形；另一种是个人消费，意味着整个生产流通过程的完结，但数字化时代的一个根本改变在于，个人在各种数字平台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在生产着各种数据。在数字消费中，平台主要起到了中介作用，平台把用户生成的数据建立成数据库，以此建立起推荐模型，再把推荐模型卖给（出租给）广告公司以收取租金，广告公司也可以根据数据模型提升广告的效度和精度，进而节省成本，数字产消者（用户）、平台和广告公司构成了数字产消资本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尼葛洛庞帝在20世纪就设想了人的比特化生存方式，但他并没有设想到人的比特化生存方式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所要极力捕捉的对象，较之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数字产消资本主义更加“了解”它的“受众”，其内核就在于数字画像和精准推荐。

　　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研讨中，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就在于对其用户的数字化形象有着比较完整的把握。但这种把握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对于理性层面“自我”的把握，这是当前学界探讨的重点；二是对于非理性层面“本我”和“欲望”的把握，这个层面反而构成了当前探讨数字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在传统的个人消费中，消费意味着欲望的满足和完结，但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本我”和“欲望”恰好具有逃逸和反抗的潜能。弗洛伊德把“本我”比作一匹马，这匹马经常受制于“自我”的驾驭，但德勒兹和加塔里却十分重视“本我”和“欲望”的游牧状态，认为这是抵抗资本主义各种“装置”的重要手段，欲望永无完结之日，只有不断地逃逸和生成。但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却在数字化时代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欲望仍然处于不断地生成过程之中，并时常超出“自我”的驾驭；但另一方面，欲望又经过数字化界面转化为了可视化的第三持存。

　　第三持存是斯蒂格勒的原创性概念，是指人的技术器官和义肢，“数据化”是一种新的技术器官和持存方式。当德勒兹把欲望视作没有终点的游牧状态时，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数字平台的重要作用，数字平台的重要作用就是把原本不可视化的“本我”和“欲望”转化为一般数据和可视化的第三持存，这就体现为各种各样的推荐模型和数据库。数字产消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不仅实现了对于用户“所思”的把握，还实现了对于用户“所欲”的把握，只有充分识别和刺激非理性层面的“所欲”，才能激发各种疯狂消费。但我们看到，德勒兹意义上的“本我”和“欲望”在数字化时代仍然处在游牧状态，而且建立其上的数据模型和数据库也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而是一种数据流。只有流动的数据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我们也把用户与其生成的数据界定为一种游牧式的第三持存关系，用户的“所欲”仍然是游牧的，但不再是不可把捉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再具有反抗的可能性。

　　通用智能的普及

　　斯蒂格勒把技术理解为人的器官，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就把各种各样的自动机理解为“人脑的器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所占比例将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雇佣劳动者被自动机排除在外，成为产业后备军，可变资本越来越少。马克思在《大纲》中罕见地使用了“general intellect”的英文表述，中文通常翻译为“一般智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但我们注意到，《大纲》中的另一处翻译却是“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器官和智能（intellectuellen）器官组成的”。从马克思的论述逻辑来看，我们主张把“general intellect”翻译为“一般智能”或“通用智能”，因为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所谓的“智力劳动”和“非物质劳动”，而在于对象化的固定资本的发展。固定资本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将会越来越高，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将会受到这种“智能机器的控制”，劳动者将不再是主体，智能机器成为新的“主体”。

　　“一般智能”或“通用智能”的改译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数据的背景下。马克思所论述的智能机器还带有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印迹，一般的消费者较难接触到这些大型的智能机器，因此其“一般性”和“通用性”不是很明显。但进入数字化时代，伴随着智能机器界面的微观化，几乎所有消费者都能轻而易举地接入智能化的环境之中，智能手机和各种可穿戴设备就是典型例子。在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个人的消费并没有被完全数据化，消费者也并未执行更多的生产职能，但是数字化时代的消费者都是数字产消者，不仅在消费着各种商品和服务，也在生产着各种数据，尤其是当通用智能以无孔不入的态势侵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已经完全被数据化和商品化了。

　　马克思固定资本的研究表明，整个社会将会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会从原本的雇佣关系中游离出来，成为产业后备军，数字化时代正好印证了这种断言。原本固定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渐让位于更加“灵活”的零工关系，但从数字产消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来看，通用智能技术的进步对于劳动者将是“排除性的纳入”，这本来是阿甘本讨论“例外”状态时的一个概念，却可以比较好地用来揭示数字产消者的生存论变革。一方面，随着通用智能的大范围普及，更多的雇佣劳动者将会被智能化机器所“排除”，成为史坦丁意义上的“游离工人”（precariat）。另一方面，智能机器又以数据化的方式重新将这些游离工人“纳入”进来，成为数字产消资本主义获取增殖的重要手段。

　　祛物化

　　当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智能设备所包围时，我们的世界也逐渐变得平滑，不会再有任何刺点。康德设定了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存在，它保有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萨特看来，是让自为存在陷入虚无的条件。当代新唯物主义就是要力图“回到”那不可捉摸、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韩炳哲所提出的“非物”概念也力图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中挣脱出来，反思自在之物的刺点所在。韩炳哲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在传统动画《猫和老鼠》中，猫和老鼠仿佛是主角（主体），但在它们的随意嬉闹中，各种自在之物会以超出预料、无法预测的方式作用于它们，如柜子的突然倒塌、爆炸的无处不在等。这些突然出现的物就是自在之物，它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刺点，是我们主体无法吞噬的客观存在。但韩炳哲并没有指出其中的另外一层含义，即猫和老鼠总是不死的，总是无法被自在之物完全消灭，这就是自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表征。

　　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构想中，语言的含义还来自它的指称对象，自在之物仍然有其独立的意义。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语言的含义逐渐从其指称对象中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能指链，自在之物的独立性也不再重要，世界的真理性转化为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这种转向也可以类比为人的数据化的生存方式。在智能设备普及之前，外在对象和自在之物仍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刺点，我们与它们保有一定的距离。但当各种智能设备普及之后，所有的自在之物都转化为平滑的数据，就像语言哲学抽调了其指称对象一样，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逻辑的、语言的、数据的和“为我”的，我们把原来的自在之物给祛除掉了，形成了祛物化。

　　祛物化的本质其实也是祛人化，不仅是对于他者的祛除，也是对于人类本身的祛除。在各种智能设备遍及的今天，已经不再有陌生的他者，因为他者对我而言已经不再是刺点，譬如在社交媒体的界面中，不会设置“拍砖键”，只有点赞键，只有各种迎合和讨好，他者的刺点已经被拉黑功能所取代，我们在社交媒介中所看到的都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与各种自在之物不再是直接的照面，而是经过屏幕和手指的中介，不再有距离，也不再有神秘感和崇高感，自在之物的刺点已经被平滑的屏幕和数据所取代，我们逐渐成为数字化时代无根的漂浮物。

　　（作者系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