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中，美西方国家的应对方式不是治理与改革，而是靠大规模量化宽松渡过难关，让全球的储蓄者和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代价。不仅如此，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西方国家肆意滥用货币金融霸权，动辄实施单边金融制裁，随意冻结别国政府和国民的储蓄财富。这种不负责任的滥权行为，令各国知识界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方案。 

　　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做法开创了一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自此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概括出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以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主权国债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资产；二是各国货币的价值没有黄金或者白银的硬锚，不可兑付，因而各国货币的汇率相互浮动。这两大基本特征，在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与外围之间分别塑造出四种现象：一是外围国家面临经济周期性动荡的巨大外源风险；二是外围国家的外汇储备持续扩大和福利损失；三是美国的天量债务积累和财政赤字；四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去工业化。以美国的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用美国国债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资产，这意味着美国自身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必然外溢到全球，而那些经济结构和运行周期与美国不一致的经济体则大受其害。每次美元加息，总有部分外围国家会出现严重的股汇双跌和金融危机，根源就在于此。美国前财长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种系统性风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巨额外汇储备，从而承受巨大的隐形福利损失。持有外汇储备的综合代价极其昂贵，因为外储所产生的利息收入，远低于外围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这种货币体制赋予美国以超额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美国联邦政府可以不断地滚动扩大其国债规模而不必像正常国家那样担心债务崩盘，可以任由其金融部门在国内国外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以获利。但是长期来看，所有的特权都有其代价，货币霸权也不例外。外围国家不得不积累巨额美国国债作为其外汇储备，必然意味着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愈演愈烈，意味着美国经济结构中金融压倒实业，意味着美国本土缓慢但持久的去工业化趋势，最终导致美国白人蓝领阶级失落的三十年和美国国内的贫富分化、社会极化与政治分裂。 

　　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要理解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必须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与怀特两大世界经济治理方案之间的辩论和竞争。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消耗之后，凯恩斯所代表的英帝国已然没有同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最终以怀特计划为主体构造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怀特计划的内在缺陷（特里芬悖论），这个体系只维持了20多年就面临挤兑崩盘的危机。1971年尼克松总统“临时”关闭了黄金窗口，而一关就是半个多世纪。这本质上是美方对全世界实施了一次单边的制度性硬违约，但作为美帝国的政治和安全附庸的欧洲和日本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去与之博弈，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及时准确地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今天的货币体系并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近年的美国正在寻求进一步的软违约。美国作为全球货币的主要输出方，必然要承担资本项和经常项下的巨额逆差，否则别国无法获得美元。因此，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对当前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经济活动与货币金融运行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而前者受制于后者；实体产品和服务生产得再快，其财富量的增长也不如印钞快。继续停留在美元体系中，那么中国的竞争对手就不是美国的3.2亿人，而是包括中国自身的14亿人在内的全世界80亿人。唯有将美国借助美元体系动员全球资源的“超额特权”废除掉，中美双方才能展开公平的竞争，而且关键点就在于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路径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回到凯恩斯的大思路，设立国际性储备货币（班柯）及其发行机构世界央行，并让它为全球服务而不是为个别国家服务。当然，基于国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和新技术条件，今天的我们可以对凯恩斯方案予以适当而必要的改进。

　　首先，全球货币体系应该重回硬锚。无论这个国际货币叫作特别提款权或者班柯，还是在美西方拒绝合作的情况下称为“金砖币”或者“上合币”，它的购买力都应该锚住一篮子商品的加权平均价。随后，将一篮子商品标准化、将其价格指数化并保证基于它们的票据的可兑付性，这种国际货币就可以相当准确地显示出实体经济的技术进步和消费活动。再用数字技术来赋能，则既可以更加精准地调控和统计实体经济活动，也可以帮助各国更加有效地降低收税成本。更重要的是，它能帮助世界货币体系重拾“硬锚”，为美西方国家重新建立财政硬约束。

　　其次，相比历史上的金本位和现行的美元体系，新货币体系或能更好地响应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金本位和美元体系的共同缺陷，都在于世界基础货币的新增供给与世界实体经济的需求无关。金本位制度下的基础货币总供给仅仅与当年的黄金开采量有关，而美元体系下的基础货币的供给主要与美欧自身的财政需求有关。上述新设计则能保证货币供给量真正与世界实体经济的需求紧密挂钩。

　　最后，铸币税应该由全球共享而并非让美国独占。基础货币发行量必然伴随着全球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而长期扩张，其扩张方式就是由新设的世界央行买入各国的国债或者政策性金融债，并把利息收入定期返还给各国财政部。世界央行每年买入一国更多的国债或者政策性金融债，不收利息，这其实就铸币税的共享机制，类似于有的单位公共食堂每年给单位职工分红发福利是一个道理，取之于民还之于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