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大藏经》是一部中国化的佛教典籍集大成之作，亦称《众经》《一切经》《经藏》等，其名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它不仅保存了印度佚失的众多佛典,也囊括了我国在佛教理论上的阐发之作。因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哲学、医学、天文历算、地理、文艺等众多学科领域，所以它又有“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称。

　　《大藏经》是一部中国化的佛教典籍集大成之作，亦称《众经》《一切经》《经藏》等，其名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著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它不仅保存了印度失传的众多佛典，也囊括了我国在佛教理论上的阐发之作。因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学、哲学、医学、天文历算、地理、文艺等众多学科领域，所以它又有“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之称。一直以来，它是世人研究佛学不可或缺之重典，亦是探究古代东方文化的珍贵文献。

　　除《房山石经》等石刻经藏外，早期的《大藏经》基本上都是手抄本、卷子装。至迟在5世纪，所谓的汇总汉译佛典《大藏经》已经出现。5世纪下半叶，我国北方已经出现个人修造《大藏经》之风气。隋开皇九年（589）四月八日佛诞日，史书已有隋文帝皇后修造《大藏经》之明确记载。

　　宋开宝四年（971），内侍高品张从信奉命雕造《大藏经》，是为《开宝藏》，它拉开了世界木版雕刻藏经之帷幕。之后国内外陆续有20多种版本问世，其中有朝鲜的《高丽藏》，日本弘都书院的《弘教藏》、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藏》以及京都藏经书院的藏本等。

　　《大藏经》在我国历代不断翻刻，看似是对内典的一种整理，实质与“大一统”的传统思维模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国家修藏，旨在借助这一浩大工程以彰显权力。经藏成后，除了分发国内各大寺院，还往往作为政治外交、文化交流之礼赠与周边诸国。私家修藏，在保留、传承佛陀之教义外，重在累积功德。经藏成后，通常于国内寺院供人礼拜、供养，当然也流播东亚邻邦。而细考日、韩的造藏史，与我国有着相同的一面，但也有衍生之处。

　　因此，东亚的修藏之史，可谓国别与区域的文化生发历史；东亚的藏经之路，实乃国别与区域的文化传播理路。

　　《大藏经》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之路

　　日本关于《大藏经》的最早记载，见于《日本书纪》天智天皇二年（674），当时《大藏经》保存、流播的唯一方式应是抄写。而自镰仓时代至室町后期，则以输入为主，输入地除了上述提及的我国以外，主要有朝鲜半岛和琉球王国等。

　　《开宝藏》一经问世，就成为周边诸国争相追逐之物。在《开宝藏》完成后的第三年即北宋雍熙三年（986），即经南都东大寺僧奝然之手传入日本一部，首开东亚“藏经之路”。之后，随着来华日僧的增多，《大藏经》传日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刊刻的《大藏经》每藏有500函、6000余卷，传到日本的就有10部以上，其中不乏福州版、湖州版等民间私刻藏经。

　　镰仓时期，传入日本的《大藏经》几乎全是中国版本。到了室町时期，改由以输入高丽版再雕本为中心。当然，此时仍有中国版本经由李氏朝鲜传进日本。到江户时期以后，通过作为贸易据点的长崎，再次从中国购入《大藏经》。即使今日，日本还珍藏我国《崇宁藏》的部分印本、《思溪藏》《普宁藏》多部、《元官藏》若干零本。

　　到了江户时期，天台宗僧人天海在宽永寺设置经局，以思溪版和普宁寺版《大藏经》为底本，完成了日本本土第一部藏经，即《天海版大藏经》，也称《倭藏》。之后，黄檗僧铁眼道光在渡日僧隐元隆琦的支持下，刻成《黄檗版大藏经》（亦称《铁眼和尚仿明本藏经》）。此藏不仅在东亚流播，1872年岩仓使团还将其带到了伦敦，实现了东亚藏经之路与世界的接轨，也为西方研究汉文《大藏经》建了首功。

　　朝鲜半岛对《大藏经》的引入也非常积极。宋端拱二年（989），高丽王成宗遣僧如可到宋朝求取《大藏经》一部，翌年又求取一部。而《开宝藏》传入高丽以后，至少有两次官方刻印。一是臣服于契丹的高丽显宗，为了祈求发扬国威，遂敕命刊刻《大藏经》，即高丽官刻《大藏经》的初刻本。二是在蒙古军入侵之下，初刻《高丽藏》被付之一炬，为了御侮，朝廷再兴刻经事业，即为《再刻高丽藏》。此藏由高僧义天主持完成，在编纂过程中，曾从宋、辽、日本购得书籍补遗而成。

　　《高丽藏》的初雕本可以说是《开宝藏》的翻刻，雕版几近毁于兵燹之灾，但有极少传本存留现在的韩国湖林博物馆、日本南禅寺。1985年，在日本的对马和壹岐岛，意外发现了520卷《高丽大藏经》的初刻本，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重视。概观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通过赐送、购买等方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其中包括2部辽版藏经。可见，继中日之后，中朝（韩）之间的“藏经之路”迎来空前繁荣。

　　纵观日、朝的“藏经之路”，可知崇尚佛教的日本曾以超越想象的频率向朝鲜求取《大藏经》。据相关研究表明，仅朝鲜王国前期，取经就有82次之多，结果46次达到目的。不仅如此，日本还伪称琉球使者，曲线向朝鲜求取《大藏经》。如1479年，自称“上官人新时罗、副官人三未三甫罗”两使臣赴朝求经，因被怀疑是伪使，未给；1482年，一位自称是久边国主李获派遣的使臣赴朝求取《大藏经》，同样身份受疑，朝方拒绝其所请。而博多商人耶次郎曾两次充任琉球国使，向朝鲜求取《大藏经》，也因其身份问题，第一次朝方只给了一部残本，而第二次结果不明。这些所谓的伪使，其实应是日本政府或藩主所遣，目的是拟利用琉朝交好的关系，以便顺利取得藏经。可见，由于明朝佛教的相对衰弱、中日关系的不稳定性，致使日朝之间的“藏经之路”一时凸显于东亚。而室町末期以后，由于日本国内战火纷飞，佛教护国之思想受到严重影响，日朝之间的“藏经之路”亦随之失色。

　　与高丽朝相比，李氏朝鲜对佛教的崇信程度大为逊色，这也正是对日本三番五次索取《大藏经》而慷慨允之的原因所在。在朝方看来，以自己“无用”之物换取崇佛对方之欢心，不仅能宣扬国威，还可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实乃一举多得之事。而于日方相关者，《大藏经》的求取既可提高当地寺庙之规格，也可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和地位，以便获得对朝贸易的话语权和彼此间的平等地位。因此，《大藏经》在东亚的流播不仅具有佛教文物之价值，同时具有贸易品、政治策略手段的重要意义。

　　《大藏经》在琉球和越南的传播

　　对于有“万国津梁”之称的琉球而言，向邻国求取《大藏经》无疑是最简捷亦是必要之途径。因此，与自己具备良好贸易关系且藏经量丰富的朝鲜王朝，成为琉球的首选目标。从两国的交流历史来看，15世纪以后琉球向朝鲜求取《大藏经》成为东亚“藏经之路”的又一重要支线。

　　自从1455年琉球国使道安从朝鲜王朝求得首部大藏经后，至1500年，琉球共派遣藏经使7次，其中5次成功获取，2次因被疑是伪使而未果。

　　求取《大藏经》后，琉球一般会遣专使奉咨赴朝答谢，并作为王府的镇宝郑重庋藏。不仅如此，1502年国王尚真还在首里城特营圆鉴池与藏经阁，来奉安先王尚德于朝鲜世祖时期求得的《大藏经》。不幸的是，此部藏经在1609年的萨摩藩入侵中散佚。1621年，国王尚丰重整散佚的经文，将其供奉在藏经阁遗址上新建的辩才天堂，然最终仍在劫难逃，悉毁于二战的兵燹。

　　1502年，琉球国王尚真还专赠一部从朝鲜求取的《大藏经》予萨摩藩主，其中原因不明，推测是出于对方之索。如此，中、日、朝、琉四国之间的“藏经之路”具备了环状多层的交流态势。

　　而据中越史书记载，宋朝向越南颁赐《大藏经》共计6次，遗憾的是诸藏在元世祖至元时期尽毁于战火。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安南世子陈日燇上书请求再次颁赐《大藏经》，元中书奉诏赐经。相比中日、中朝，中越的“藏经之路”尽管略显寂寞，但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一员，越南并不曾缺席。

　　藏经之路的环流与开放

　　《大藏经》的刊刻与流通，曾经在东亚区域发挥了文化交流、文明认同、和平外交甚至抵御外侮等作用。中国作为东亚“藏经之路”的设计者、始传者曾领衔这种作用的能动性。无奈世事多变，盛衰有时，原以中国为源头的东亚藏经之路逐渐凋零。清末之际，一条以日本为始发的新东亚藏经之路悄然形成，一部部《大藏经》通过各种渠道开始回归中国。如清朝末年，杨守敬从日本购回《思溪藏》一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僧水野梅晓赠送衡阳南台寺《铁眼和尚仿明本藏经》一部总计5700余卷，等等。这种《大藏经》的回归，可以看作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势能高低发生了逆转，但也可以认为是中华文化海外游子的一种回归。

　　由中国宋代传出的《大藏经》抵达日、朝（韩）等国后，东亚的藏经之路开始繁衍升华，不仅从朝鲜半岛输出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藏经到日本、琉球，还传向了西方国家，而最后又从日本传回中国。可见，东亚的藏经之路对内呈现环流模式，对外显示开放之态。

　　迄今为止，《大藏经》的文种已有汉文、满文、藏文、蒙文、西夏文、傣文、巴利文、朝鲜文、日文等。如此不同语种的藏经问世，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见证，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种结晶，更是东亚文明共存共享的一个标志。时至今日，东亚的藏经之路仍然继续着。唯愿它成为一条和平友好之路，成为一条东亚文明共生共享之路。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