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史孕育了大量经典、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体现。新中国成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了解主要依赖海外汉学家的研究，代表人物有翟理斯、亚瑟·韦、戴维·霍克斯、庞德等，而中国学者的对外传播仅起步于一百多年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典籍外译工作的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了以国内学者为主体的宣传局面，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加强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将优秀的中国文明介绍给世界，对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从过去的途径单一、数量有限逐渐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若作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在海外传播环境下，中国典籍的传播现状具有不平衡性。以四大名著为例，海外传播影响力最大的是《西游记》，最小的是《水浒传》。就《红楼梦》的译本而言，国外读者更为熟悉的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而较少有人去读杨宪益的版本。在传播文化圈上，四大名著在东亚、东南亚多国传播影响力最大，其中日本对于《三国演义》的追求热度不亚于国内，产出了大量的影片、戏剧等作品。探索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特点，我们不难发现，在对外传播时，译介学者往往需要在保持原著文化精髓的前提下，兼顾目标语言所对应民族的文化元素和欣赏趣味。《西游记》之所以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是因为它所弘扬的英雄主义、冒险主义、惩恶扬善的精神，更易于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从而主动地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看到，美国拍摄的《西游记》虽以原作为蓝本，其宣扬的思想则仍以西方思想为主要线索，人物刻画与美国电影中的经典英雄形象也较为接近。而对于《红楼梦》这样富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作品来说，西方读者在接受上会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中国文化典籍海外传播依然任重道远。
首先，提升思想高度，实现全球化与民族差异化的有效结合。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典籍传播的独特文化魅力。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升华。文化有地域、国别特征，文明则可以超越国别与民族，具有普适性。我们应当认识到，中西文化相互分立的特性，构成了两者互补的前提，使文化互鉴更有价值，从而得以升华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以此来助益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我们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弘扬和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立性。若一味追求传播效果、迎合西方话语体系，显然不利于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西游记》的传播效果使我们意识到，应当继续深入挖掘中国典籍中既能体现民族利益，又能为受众所接受的普遍性传播要点，如《水浒传》体现的对国家的忠诚、对压迫的反抗，《三国演义》所体现的“德为先”的价值取向。典籍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需要我们不断去挖掘新的生长点，寻求文化的内在普遍性，在此基础上助推不同文化的共融交汇。
其次，立足长远战略规划，培养专业性翻译人才。目前的中国文化典籍外译面临专业翻译人才匮乏、外译语种较为有限等困境。现有的翻译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是以英语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中国文化典籍外译需要既对中国文化有深刻认识又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历史熟知的专业性翻译人才。文化自觉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接触世界多元文化，从中寻找自身文化的合理定位。因此，应当健全多语种专业翻译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升译者的文化内在自觉性；增强外译工作的精品意识，提升翻译质量，思考如何使译作在精准理解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与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传统进行兼容与结合，从而进一步提升译作的本土适应性，使传播价值最大化。这将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次，增强市场意识，挖掘完善传播渠道。目前我国的文化典籍外译传播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对国际市场需求的精准评估和目标定位明确的营销策略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国内出版传播机构应提升对中国典籍的认识，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增加沿线国家的多语种教育，从而开展更有针对性、富有成效的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教育。如以四大名著在东亚、东南亚文化圈的流行为突破口，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向外部文化圈传播。完善对外翻译的框架和战略，加强与国外出版社的合作，在对海外受众认知需求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出版和市场化战略，实现融合海外中国文化市场培育和海外文化出版产业的有效循环和良性互动。
最后，把握心理需求，打造中国典籍海外传播新平台。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深入了解目标读者的文化传统，调查他们的心理需求，设计适合其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接受方式的故事，在对话交流中让中国文化典籍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立体生动的中国。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日趋成熟，网络在带给我们更加多元的海量信息的同时，也能够根据用户自身需求进行精细化、多层次、全方位内容传播，使受众实现传播内容的高效匹配，开创了全媒体时代新格局。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相结合的优势，使故事内容图文并茂、声像俱全、生动形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把中国典籍讲述出来。这样的表达方式更有助于他国听众的理解，更能打动年轻人群体。
当今世界，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更体现在全人类和谐共生的共同精神价值需求。文化互鉴正是顺应时代需求，为国际社会和谐共处提供了价值基础，使东西方交流得以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逐渐走向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仅是停留在国际舞台上发声，更重要的是让西方受众从本质上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接受，了解中国文化的文脉精髓。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行为，需要我们结合当前的市场需求，作出长远的战略规划，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典籍的传播效果。我们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正确看待中西文化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全球文化互鉴基础，升华文明共融，从而开创更为互惠包容的发展前景，促进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