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经世诗风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儒家经世精神作用于诗歌而形成的诗学潮流，具体到创作层面则表现出变风、变雅的基本形态，反映了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思想内涵。就发展走势而言，中国古代的经世诗风又呈兴衰更迭的消长之势。清代的经世诗风，因时而化的嬗变脉络亦渐清晰，政治倾向、现实属性和学术色彩尤为突出。
今四海干戈未宁，独风诗为盛
以探讨明亡之因为契机，以经世精神应对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和人心浮诞的世风，是清初有识之士最为强烈的学术呼声，这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诗坛。
清初诗人对明中后期以来空疏肤廓之风多有不满，公安派的浅俗轻率、竟陵派的幽深孤峭同样成为他们批判的对象。作为清初诗坛最具时代底色的群体，遗民诗人大都怀抱经世之志，推扬求真务实的创作精神是他们的用心所在。在学术层面，顾炎武于《答徐甥公肃书》中提炼了以“鉴往所以训今”的治学门径，在文学层面则于《日知录》中提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的主张，以为“《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并于《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表达了对不学“五经”却耽于“白沙、阳明语录”的“今日之诗”尤为反感的态度立场；黄宗羲以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为理论依据，先后于《姚江逸诗序》《万履安先生诗序》中发出“是诗之与史，相为表里者也”“以诗补史之阙”之论；名列清初“海内三遗民”的徐枋，其《周玉凫仪部读史诗序》则以“惟存贞臣逸士忧时念乱，流连讽刺之辞，为足观兴亡、备鉴诫”衍释“尼山采列国之风”之旨趣。凡此种种，大抵是以史家意识推阐诗之经世功用。
清初的贰臣诗人和国朝诗人，大多有过易代兴亡的创痛经历，受当时学风的影响，经世精神同样冲击、浸染着他们的心魂。被目为贰臣之首的钱谦益，亦有诗坛祭酒之誉，其于《胡致果诗序》中声称“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史为诗之本乃其论诗要旨；吴伟业虽以诗人自许，却于《且朴斋诗稿序》中肯定“古者诗与史通”说，而以“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论“天子采诗”“太史陈诗”的价值；入清为官的施闰章，博通经史，深悉史与诗有“重褒讥”与“兼比兴”之别，然于诗之用又有“有大于史者”之识，这也是其《江雁草序》所表达的核心观念；以“神韵”号召诗坛的王士禛，并未抹杀诗“可观”“可怨”之旨，于诗之“感时纪事”的作用亦了然于心，这在其弟子郎廷槐所编《师友诗传录》中尚有确切的记载。
呼应求真务实的诗学追求，清初诗坛的经世诗风一度高涨。有感于“历沧桑、遭变难”后的诗坛景象，曾灿《过日集·凡例》慨然以“顶有感天地而泣鬼神者”论，施闰章《毛大可诗序》亦有“今四海干戈未宁，独风诗为盛，贫士失职之赋，骚人怨愤之章，宜其霞蔚云属也”之识；宋荦为卓尔堪《遗民诗》所作序，则以“几与德祐、祥兴诸君子争烈矣”论“胜国遗民诗”；至于钱谦益《后秋兴》、吴伟业《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等系列作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则分别给出“实为明清之诗史”“可备一代诗史”的美誉。概而言之，故国的覆亡和时代的剧变，既促成了清初诗坛的群体纷呈，遗民诗人、贰臣诗人与国朝诗人鼎足而立，也营造了多元耸动的创作风潮，以诗经世自是最强劲的一股。
经世先王之志衰
康熙中后至乾嘉，诗歌流派迭起，又以格调、肌理、性灵为主流。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和以翁方纲为核心的肌理派，代表官方意识，主张每契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创作即便有现实的反映，表现亦偏于温和。诚如潘务正《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所言，沈德潜论诗有复古倾向，虽偶有时政讽喻之作却以醇雅为形貌，乾隆散馆入仕被树为诗坛典型后，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又成其表达之主体，对怨刺传统多有规避，其复古已非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古道。翁方纲的肌理说，学问、义理并重，其诗关注现实的力度则显薄弱，朱庭珍《筱园诗话》讥讽他“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实缘于此。袁枚论诗主性灵，有底层化的倾向和表现，于“格调”“肌理”均示不满，其《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称“性情之外本无诗”，重个体情感的发抒而有否定“温柔敦厚”诗教的意趣；正因如此，其诗重自我表现的特点明显，对义理和现实的关注则欠密切，难免有章学诚《书坊刻诗话后》所谓“纤佻浮薄”之表现。
此外，以“道与艺合”审视诗歌优劣，将袁枚、厉鹗等打入“诗家之恶派”的桐城派宗匠姚鼐，一如吴嵩梁《石溪舫诗话》所论，其诗“有标格，正而能雅”，极尽忠孝伦常之义，不过负怨刺之旨亦深；作为乾隆朝维护风雅正统的教主，纪昀尝于《俭重堂诗序》中呼吁诗当“不乖于温柔敦厚之正”，其诗亦有《晚晴簃诗话》所言之面相，或“华贵典赡”，或“韵节和雅”，无论穷达，“蕴福尤厚”，只是经世气度又因此而趋于缺失。这样的例证，当然还有很多。要而言之，迟至清代中期，“温柔敦厚”的创作风尚已经取代经世风尚成为诗坛主潮。
何以如此？这与王朝统治的稳固、国力的强大相关，与清代的文治策略尤有干系。终清之世，为巩固政权，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并施文化高压之策，大兴文字狱，康雍乾嘉四朝称烈。同时，帝王们亦充当起风雅鼓吹手。如乾隆帝论诗，看似亦重经世，尝作《杜子美诗序》，以为“子美之诗所谓道性情而有劝惩之实者也”，然实以有利王朝统治为鹄的，以无碍“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前提。这难免约束诗人的心灵自由，挤压他们的创作空间，迫使他们以李祖陶所说“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的姿态应对天下利病，在客观上弱化了诗歌关注社会的力度，表现出“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的创作病态。而据《与杨蓉渚明府书》，如此病态至迟至康熙中期即见端倪，王士禛的神韵诗便有空疏不实之弊，赵执信《谈龙录》“诗中无人”之讥即由此而发。揆之乾嘉，经世诗风趋于式微则更见明晰，章太炎《訄言·清儒》以“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概括这一时期学术、政治与诗风之关系及表现，不无道理。
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
进入晚清，内忧外患频起，太平之象顿逝。因由时局的感染，自上而下，经世向风，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之谓，正因此而发。相应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一度低沉的经世诗学亦再度兴起。
以道咸时期居庙堂之高的翰苑诗人为例，一如曹籀《定庵文录题辞》所说，像龚自珍那样“取法《诗》与《春秋》”而发为“美恶劝惩之义，是非贬褒之条”的经世文士，自不在少数。其著者如“出入侍从”的陈沆，魏源《简学斋诗集序》认为其诗本该以“盎然春温而醇浓，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庙易山林”为特色，却给人“清深肃括之际，常有忧勤惕厉之思”的印象；身居清要而位及二品的姚元之，《晚晴簃诗话》称其“文翰从容，雅负时望，诗俊亮有格，亦多寓感时纪事之作”，“令人作贞元朝士之想”；官至礼、刑二部侍郎的黄爵滋，以经世为职志，诗亦信守其《秩林诗序》“适于用”的主张，显现出饱满的经世色泽，洪齮《仙屏诗屋诗录跋》称其举凡“生平之事功、学业悉于是而寓”，断不染时下波靡不实的“榛芜之习”。确切地讲，也正是在这些来自“都门”“谏垣”和“翰林”诗人的推毂鼓吹下，最终营造了金安清《水窗春呓》所说的“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的热闹场面，续写了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灿然景象。
在晚清经世诗风兴起的过程中，中下层诗人同样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姚莹、张际亮这对桐城派诗人即可称典型。姚莹号称“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尝于《复杨君论诗文书》中强调为诗非“徒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又于《康輶纪行》中表达否认诗“无情而作，无才而作，无为而作”的意见，亦曾借《黄香石诗序》《孔蘅浦诗序》对风靡一时而在他看来却有悖“兴观群怨”之旨的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性灵说、试律诗发起猛烈攻击；相比其师姚鼐诗之“正而能雅”，其诗多奏风雅变调，确有郭则沄《十朝诗乘》所谓“具见忧时之抱”之颜容。张际亮虽未曾入仕，以忧国之心发为“志士之诗”却是其夙愿，其诗甚至被何长载《松寥山人诗集序》视为晚清经世诗风之“嚆矢”“肇始”，拿它媲美《长庆》《渭南》。据姚浚昌《先府君姚莹年谱》，他们又与汤鹏、朱琦、叶澧这些来自翰苑的经世文臣，同声相应，“以诗相驰逐”，遂成一时之气象。李慈铭《越缦堂诗话》则指出，张际亮“极负时名，诗亦规抚作家，而粗浮浅率，毫无真诣。尔时若汤海秋（鹏）、朱伯韩（琦）、姚石甫（莹）、叶润臣（澧）所作，大氐相同，时无英雄，遂令此辈掉鞅追逐，声闻过情，良可哂也”，批评他们的创作，文辞乖张粗粝，违背“温柔敦厚”之旨，这实际又从一个侧面表明他们有为而作的艺术趣味，印证了经世诗风在晚清的再度兴起，及他们在此风尚中的主导作用，堪称近代文学救亡思潮的先声。
作为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经世本来就是一种惯常的存在，只是当它具体反映于诗坛则有峰谷之别。综上而言，自清初延及晚清，经世诗风即呈现消长之势，这当然每与清代的政治、现实和学术密切相关，又是不同阶层的诗人合力作用的结果。循此，既可觇清诗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方向，又颇可寻绎诗以经世背后所涵容的历史文化信息，并以此为依凭推阐文学经世，以赓续和发掘它的当代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清诗发展嬗变研究”负责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