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以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明确提出，中非合作既要覆盖传统领域，也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非洲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数字化发展迅速，有必要围绕数字金融开辟中非合作新通道，为新时代中非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非数字金融合作前景广阔 

　　非洲迎来金融科技投资浪潮。金融科技正在成为非洲继移动通信和电子商务之后的第三次科技投资浪潮，是当前非洲发展最快的创业行业。2020—2021年，非洲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超过2500家，约占科技初创企业的一半。同时，非洲金融科技企业在2022年非洲金融科技峰会上筹集资本超7800万美元，其中初创企业筹集资本超4000万美元。据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非洲金融科技企业的收入将增至303亿美元，约为2020年的8倍。

　　非洲正在成为数字金融创新高地。近年来，在数字金融创新驱动下，已有10余个非洲国家推行央行数字货币，南非、加纳、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等国走在前列。例如，尼日利亚已推出电子奈拉，并成为非洲首个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家。南非央行数字货币正在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开展跨境试点及试验。非洲或将成为全球数字金融创新的新高地。

　　非洲数字金融发展潜力巨大。非洲目前的互联网接入呈指数级增长，移动设备接入互联网的覆盖率和使用率均实现快速提升，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应用正在快速推动非洲经济发展，为发展数字金融奠定了较好基础。此外，非洲人口规模高达13亿且人口增长较快，青少年人口比重较高，65%的人口无法享受银行服务，90%的交易使用现金，信用卡渗透率极低。非洲传统金融无法满足庞大规模和快速增长的青少年人口的金融需求，也侧面反映了数字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

　　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意义深远 

　　与非洲国家类似，我国也是在信用卡普及率和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率不高，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需求及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实现了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但我国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互联网银行、移动支付、互联网理财、互联网保险、互联网证券和金融信息服务等方面，以及数字金融治理、金融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均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可为非洲数字金融发展提供重要经验。可见，开辟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新通道意义深远。

　　首先，拓展中非合作领域，塑造中国和中非合作新形象。目前的中非合作以传统领域的经贸合作为主，数字经济合作主要侧重信息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民间和社会力量积极性未能得到充分调动。因此，发挥我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比较优势，推动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有利于拓展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作为新兴科技大国的新形象，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的中非合作新形象。

　　其次，加快金融和科技“走出去”，助推构建发展新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推动金融科技“走出去”也更为迫切。这不仅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和内在要求。以金融科技合作开辟中非合作新通道，促进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新一代信息通信产业在非洲发展壮大，助力非洲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媒体娱乐等行业迅速发展，有利于巩固我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进而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最后，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模式，促进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由于非洲正在经历从传统金融服务向数字金融服务的结构性转变，中非数字金融合作既涉及央行数字货币层面的货币清算、跨境支付等，也涉及广泛的支付、信贷、理财等金融服务以及日常的数字金融应用场景。推动中非数字金融合作，不仅成为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助推器，还有利于在非洲培育形成新的消费理念、消费模式和消费场景，对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产生深远影响。

　　推动中非数字金融合作行稳致远 

　　第一，建立“自上而下”合作推动模式。鉴于金融是一国经济命脉，数字金融合作不同于一般经贸合作，有必要强化对中非数字金融合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加强政治和外交层面的积极推动。在战略落实层面，可探索将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纳入非洲“2063年愿景”和《非洲数字化转型战略（2020—2030）》，或对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纳入《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具体实施过程。

　　第二，探索建立“双轮驱动”合作模式。重点从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应用两个层面着手。一方面，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与非洲国家相关央行和部门合作，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中非跨境投资、贸易结算和跨境电商等领域应用，探索数字人民币与非洲相关国家法定货币间的支付及清算合作等。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具有技术与市场优势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新一轮的金融科技投资浪潮，通过与非洲企业合作，最大程度发挥中非数字经济合作特别是数字金融合作的战略作用。

　　第三，科学谋划合作内容和重点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非洲不同国家的数字金融发展潜力、现状和双边关系，有序选择合作国家，重点推动央行数字货币或数字金融应用方面的精准合作，力求合作尽早出成果、出实效。同时，重视非洲联盟和非洲相关国家组织的作用，重视发挥社会资本参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重视营造有利于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的舆论氛围和国际政治环境。

　　第四，构建完善合作机制和合作载体。一方面，利用好现有的中非合作机制和合作载体，可考虑将中非数字金融合作纳入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互联网发展与合作论坛等的具体议程；另一方面，通过举办中非数字金融合作论坛等，探索建立中非数字金融交流合作机制，畅通中非企业的合作渠道，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投融资等方面的广泛应用。

　　第五，支持非洲数字金融人才培养。加快数字金融人才培养是实现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为此，可与非洲联盟或我国对非合作重点国家共同设立数字化转型培训项目，将非洲数字金融人才教育培养纳入我国教育援外培训项目，将我国在数字人民币研发与试点、数字金融企业发展和数字金融应用等方面的经验进行积极推介，促进中非在“数字人才”培养领域的紧密合作，多渠道多形式支持非洲数字金融人才培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