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了剧烈的结构性调整，呈现出金融化、信息化、灵活化、全球化等多元特征。资本主义的这种新面貌，既不同于二战后二十年的“福特制”资本主义，也不同于马克思所目睹的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显著的停滞与动荡。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资本过剩问题，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再也没有回到过二战后二十年“黄金年代”的水平。各种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频繁爆发，而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手段又难以长期缓和矛盾，只能将更严重的矛盾和危机延迟到未来。这些迹象均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再也无法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增长体制”。当代资本主义的诸般新变化，都是资本主义通过各种“修复机制”暂时延续自身寿命的表现。有鉴于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以资本主义的“危机—修复”机制为主轴，推演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现象，构建了多元化、立体化的理论图景。
“金融修复”与资本主义金融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性修复机制是“金融修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鲜明的“金融化”趋势，金融部门迅速膨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一些国外左翼学者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用以转移自身矛盾的一种修复机制。例如，西方左翼经济学的垄断资本学派主张，金融化趋势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反应：由于产业资本积累过剩、利润率下降，大量货币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从而维持了资本主义投资和积累活动的存在。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指出的，在营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之一。
在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的背景下，为什么金融部门能保持利润率高涨？这一问题是解释金融修复机制的关键。为此，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探讨了“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两种机制。例如，大卫·哈维认为，当代银行系统能在没有价值作为基础的情况下，通过债务凭空创造信用货币；这些货币所代表的不是“价值”，而是“反价值”，因为其所造成的债务要用未来生产的价值去偿还。信用货币为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货币供给，导致虚拟资本泡沫迅速膨胀，使得金融资本很容易从中获利。然而，虚拟资本同样不是真实的价值，而是未来收益的预期在当下的折现。这样，货币系统与价值系统就发生了分离，在金融市场内部形成了不以价值为基础的高额货币利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资本可以完全脱离产业资本、独立创造价值，而只是意味着金融资本提前掠夺了未来价值的分配权。因此，“金融修复”机制并没有解决利润率下降问题，而是将其转化成了投机过热与债务过剩问题，从而造成了新的动荡。
“技术修复”与当代科技革命
金融资本与不同的产业资本结合，会衍生出不同的修复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金融资本与信息技术产业结合而成的“技术修复”机制，它构成了当代科技革命的经济起源。如新近兴起的“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学派所主张的，金融资本的行动逻辑同信息技术产业的内在结构有着天然的契合性，这使得互联网信息技术成为当代金融投机的热点。信息技术所生产的“知识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零边际成本”等特征，这意味着其价值很难像传统的有形产品一样，由过去耗费的劳动来衡量。实际上，知识产品的定价更加类似于虚拟资本，其当下的价格是其未来收益预期的折现。在生产知识或信息产品时，价格形成借用了安德烈·奥尔良（André Orléan）曾经强调的一种机制，它本来是在金融投机中运作的，在玩家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意见。于是，知识产品的价值形成同证券交易资产的金融估值之间就有了一种很强的关联。信息技术产业的此种特征，为金融资本的介入提供了良好机会，金融资本可以运用金融资产估值技术，为知识产品建立估值模型、募集融资，在此基础上通过炒作虚拟资本获利。在这一模式中，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其首要目的都不是真实的利润，而是虚拟资本增殖。如保罗·朗利（Paul Langley）所说，平台资本表现出了风险资本的结构，而风险资本正是平台投资的主要来源。因此，即使在利润率下降的大环境下，只要虚拟资本的投机活动依然火热，信息技术产业的投资就有可能维持下去，从而延续资本主义的寿命。
既然信息技术产业所生产的是公共性的知识产品，而这类产品大多数是免费的，那么这一产业的高额利润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卡尔罗·维塞隆（Carlo Vercellone）等学者提出了“利润租金化”（the becoming rent of profit）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当代科技产业的主要收入，并不是来自劳动时间对象化而成的剩余价值，而是来自圈占公共性资源、制订公共性标准，以便向用户收取费用，这种费用更加接近马克思的“租金”概念。利润租金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公共性的私有化，它通过人为制造资源稀缺来获得收入。齐泽克也认为，今天，剥削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租金的形式：就像维塞隆所说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利润租金化”。在这一趋势下，资本为了顺利圈占公共性，不免要借助政治和法权手段，这决定了资本必须同国家结成紧密的同盟。这种同盟关系，同时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封建制的因素，因而也被朱迪·迪恩（Jodi Dean）等学者称作“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的扬弃路径：“生态转向”抑或空间的不平衡？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动态、新矛盾，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寻求扬弃资本主义的新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将兴趣转向了生态问题，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态限度。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等，均有大量关于生态问题的著述。最近，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又在新著《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了“去增长”的主张。斋藤认为，资本主义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欲望导致了无止境的增长冲动，这是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源；只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才能重建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
这种“生态转向”表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的悲观态度。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充满了矛盾和动荡，但也比从前更加灵活和强韧。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找不到扬弃资本主义的契机，就试图诉诸资本主义的“外在限度”，即地球生态环境的限度。这种理论路径，固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洞察，但也很容易同当代资本主义秩序形成共谋。如前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恰恰不是“增长过快”，而是“无力增长”，是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局势下主张“去增长”，实质上是以“生态”为名，对资本主义的现状予以合理化，同时拒绝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从而拓宽人类生存空间，彻底解决生态问题。这种论调，极易成为美、日等发达国家遏制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武器，必须予以谨慎甄别和批判。
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全球性问题的希望，蕴含在广大后发民族的发展模式之中，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之中，而这种模式乃是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机制同步形成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向来是空间不平衡的，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修复机制，也总是伴随着相应的“空间修复”进程。“空间修复”是大卫·哈维创造的术语，其主要表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过剩资本转移到后发国家，利用后者的低廉成本恢复利润率，从而重构全球分工格局，形成了一张蔓延世界各地的全球供应网络。这种“空间修复”机制为“金融修复”和“技术修复”机制提供了条件。例如，意大利学者马拉奇（Marazzi）指出，美国的金融化有赖于美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模式：东亚国家用廉价消费品换取美元，将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有助于美国国内的低利率政策，为金融化进程提供了廉价的货币供给。同样地，西方国家的高科技企业之所以能长期收取“垄断租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占据了全球供应链中的研发、设计等上游环节，只将加工、制造等下游环节分包给后发国家。
从空间视角出发，能够更好地审视西方左翼思想的局限性，探寻克服资本逻辑的有效路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主要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它们将西方经验夸大为全世界的普遍经验，从而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平衡，忽视了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们只看到西方国家工业外流所造成的“工人阶级消失”，却看不到大量产业工人依然集中在东亚国家，构成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只看到西方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实向虚”，却看不到后发国家的制造业仍然承担着全球价值生产的任务，集聚着全球的先进生产力。
在广大后发国家当中，中国又是最具代表性的。我国积极参与和倡导全球化进程，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产业分工重构，都为中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为此，当代学者有必要坚守中国立场，批判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以中国经验重绘当今世界格局的理论图谱，以理论研究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蓬勃发展，力争为解决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不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