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研究见证了中国学人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到“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历程。南方史诗是中国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大地上根脉延绵。尽管在时代的洪流中，史诗的传统形式逐渐消退，但生长于民间，赓续于时间，承继于空间的南方史诗文化精神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并牢固地流淌于人民血脉。
何以安身、为谁立命的社会理想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混沌初开、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万物生长，至人类诞生，果腹温体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一考验。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实现取食的可持续性，成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挑战。南方史诗中，多有违反某种禁忌遭致天神发怒，并洪水灭世的叙述，诸如元人类时代，因饕餮盛宴，浪费粮食，人类遭到天神惩罚，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事实上，以采集狩猎为生的先民，取食艰辛繁复，长期供不应求，直至农耕与畜牧的创造，方才实现了自主扩大种植和养殖数量的愿景，农耕畜牧因此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饱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则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会里，生存权利与尊严维护才可得到满足。
通天文而晓历法，知时节而勤劳作。农耕效能对天文历法的依赖远胜于狩猎采集，因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创造了地域内的族群历法，并在史诗中反复强调必须勤劳耕作。诸如哈尼族《伙及拉及》诵唱四季都要劳动生产，“勤劳的人，冬天是备耕的好时节；不要怕冷风像针戳，不要怕冰水裂开手脚，上山砍荞地，下地开梯田”。傈僳族《创世纪》诵唱，“不干活的不得吃，不劳动的没酒喝”。苗族古歌唱诵原本没有粮食，只能生食不会熟炊，要去东球外国的地方寻稻种和栗种，“回到中球的平川，回到中球的旷野；得了稻种啊，神农非常高兴；得了栗种啊，神农非常欢喜。才来运算季节，才来选择时令”，得了稻种之后按照时令节气耕作，“二月正开着鲜花，把谷种播在宽广的平地，把栗种撒在平地的边缘……四月稻苗一片翠绿，五月栗苗一片青青。六月稻栗出穗，七月八月稻栗遍地黄澄”。彝族的历法亦是如此，告诫族人要搞好农事生产，要知晓时节，“人类盘庄稼，要按节令盘，把年月日分出来，把四季分出来，才好盘庄稼”，早期的时候，“一年十个月，一月四十天”，时节分错了，“年月分错了，五谷不成熟”，后来在生产实践中，更正为十二月，并特别强调每个月都要生产，“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生产”，“坎上种包谷，坎下种荞子……三月二十日，开地撒荞子。到了九月土黄天，庄稼盘好了”。
教之于理、化之于情的道德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讲，教化是个体通过异化而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强调了“教化”的另一重含义，他认为“教化的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教化哲学”，内涵则是黑格尔和罗蒂两种教化观念的结合。儒家的教化，旨在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它要在人的实有之内在转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达到德化天下、天人合一。许慎将“教”解释为上所行而下所效，即指在上者之感化力，受教化者的个人主体是被动的。“化”含有改变的意义，“教”要通过教育感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现人的内在转化。从根本上说，教化是以理性来处理事，教之表现于外，化之活动于内。
南方史诗强调“道德感动”的同时，亦重视硬性规范。孔子的“心安”之为仁的理念，将儒家最高德性与心灵感觉联系起来，孟子的“四端”之说则更突出地反映了将人的道德情感作为道德的发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与理相反，其实，它们都弥漫着思想的活动，蕴藏着理智的成分。情与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觉化、理性化靠拢；另一方面，理又必须依靠情转化成力量，离开情，则理必将陷于空疏枯燥，永不会成为现实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逻辑推论，还是情绪状态，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是一个非逻辑、非对象化的过程，是感应、感染和传递的过程。教化过程，牵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间、我与你之间的对应性的或对话性的行为交往过程。此外，教化还具有“亲身性”的体验。教化一定要身临其境，才会有感化。这种亲身介入，虽然并不必然要求自我主体的当下事实在场，但至少要求人们设想自己当下在场，要有自身的觉悟和自得。
南方史诗享有相同母题极为常见，天下一家的观念也普遍存在，诸如黄帝、蚩尤等中华远祖的事迹在各民族中多有流传，他们也被普遍认为是华夏共祖，《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表明我国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先祖可溯源于黄帝。《大荒东经》又载，“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号处东海，是惟海神”，可见黄帝与上古东夷各族也有血缘联系。事实上，南方史诗唱诵内容与民族发展密切相关，承载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是历史演进中世代积淀的文化现象，个体的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共同构建民族的整体意识形态，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作为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的内驱力，在社会秩序的演化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诸如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抉择上，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强调集体主义，主张奉献精神，建构出稳定的文化体系和道德规范，也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重视血缘、地缘和业缘的有机统一，强调个体成员肩负的责任和义务，鼓励个体成员在集体中的相互支持和依赖，群体中众人有强烈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民族性格
南方史诗重“和”。“和”生发于中国古代哲学之辩，古之“大同”是以“和”为基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成了创新和发展的源泉，是万物生长的基础，因此“和”不是相同和一致，而是统一体中相互对立方面整合的结果。
同时，南方史诗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生命意志。无论是洪水神话母题，还是射日神话母题，抑或是创世神话母题，都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并且几乎在每个民族的神话中都会随处发现这种不畏艰难、积极进取、战天斗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牺牲精神，唤回了人类的进步与和平；这种牺牲精神，弘扬了民族的骄傲与自尊。这种牺牲精神还能深深地渗透在各民族的其他文学形式之中。苗族故事《苗家铜鼓的来历》，也是这类神话母题内涵的演化。神话中关于献身的母题往往凝聚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体现出不畏艰难的积极进取精神，射日母题中他们克服困难，失败之后继续战斗，在求索之中充满乐观与坚韧，以坚强之驱负载万物，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南方史诗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卓越、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南方史诗蕴藏着丰富的善治内容，在亚鲁王文化中，“对方非外敌，原是两兄长。对方非外姓，确是两哥哥。不便用武力，只好来退让”；“黄牛懂规矩，不食水牛盐。黄牛懂规矩，不食水牛草。黄牛从不让，水牛来配对”，均是麻山苗族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作为少数民族的精神成果，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相互构成的中华文化大传统，以人为本、互助团结、勤俭节约、刚健有为的积极力量促进了文化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是可跨越地域的民族共性，又在自身的地域范围内保留着自己的特性，并不断丰满，逐渐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拉祜族史诗《扎努扎别》中，扎努扎别面对天神厄莎刁难，计谋层出。如用箬叶叠七层做成帽子抵挡火辣的日头。太阳被厄莎遮挡后，扎努扎别又去山上找来蜂蜡和松明子黏在黄牛角上，点燃蜂蜡和松明子，天地又见光明。厄莎发大水，扎努扎别就用竹子做成竹筏，将人和牲畜放在竹筏上安全渡过了洪水期，充分展现了先民们不服输、不气馁、善创造的探索精神。
综上，南方史诗70余年的研究轨辙，伴随本土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始终，历经“资料取向”到“资料取向与学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转换，实现“为国证明”的文化自省到“文化建构”的文化自觉，成为在辩论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学问。史诗文化精神有巨大的包容性，将民族历史、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融为一体，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人文精神养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叙事研究”负责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