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几乎等长，前者发源于希腊罗马，后者肇端于先秦两汉。两种语言学传统各自独立萌生，长期互不相干，在自身的疆域内缓步推进，服务于各自的语言文字，研究的重心和取向因此很不一样。欧洲语言属于屈折型，形态繁复多变，词类界限相对清晰，使用易读易写的字母，所以在欧洲，古典时期便有语法书，中世纪才出现词典，而文字因无须多究，并不构成学问。汉语属于孤立型，形态简明少变，词类界限模糊，书写采用繁难的会意字符，字与词既有重合又相区别，故而训诂学、文字学早早兴起，字典编纂尤为发达；中古借译经而引入反切，遂有音韵之学。唯独语法一门，在中国传统学术架构中向无地位，及至晚清才出现自成体系的专书。

　　假若东西方之间从未接触，则当今中国的语言学乃至国人的语言生活，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笔者猜想，我们的语言研究仍会维持传统小学的格局，即文字、音韵、训诂三门，而没有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会有虚字书，而没有规范语法和教学语法；照旧分辨字类的实与虚、死与活，而不是划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等。甚至，我们不会有拼音字母，音标、查索、输入的种种不便可想而知。至于我们的语言教学及考试，恐怕会限于母语一种，没有外语一说。

　　反观欧洲，假若欧人始终不识汉语，那里的语言学将会怎样发展呢？至少有两个方面会大受影响。首先，有关语言的哲学思维会因此失色，不可能发问并深思：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何在，二者孰优孰劣？培根深信，中文是一种“真字”，能够忠实有效地传递概念；莱布尼茨以为，西文是有声语言，中文则属于“视觉语言”；黑格尔声称，中文隐有缺陷，不利于科学发展，等等。那是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论辩，余响至今仍在。其次，倘若缺少汉语一环，中世纪学人所憧憬的世界语言图景将无法完整，孤立、粘着、屈折三分的语言类型模式会难以构成。近代语言学家谈及孤立语，无不举汉语为例，因其不仅具有高度的单音节性，而且拥有与这一特性匹配的语素文字（logogram）。何况汉语文献浩繁，语体复杂，使用人口基数庞大，分布广阔而地理变异尤多，就语言文化的典型意义而言，没有任何其他语言能够补偿汉语的缺失。

　　所幸历史的进程不由人揣测，东西交通势在必行，语言接触无可阻挡。晚明西洋传教士趁欧亚海路开启之机前来中国，由学说汉话、写方块字、读经籍与小说起步，逐渐认识汉语，进而沉浸探索。从此，汉语研究不再是中国人自家的事情，在本土小学的路径之外添出一条西洋汉语研究的线索。这条线索始则单一，继而多头，由16世纪末的三两册学习笔记演绎为20世纪初的上千种专业著述，音韵、词汇、语法、修辞、方言、文字无所不包。研究者的行列，起先清一色为在华教士，故有传教士语言学之称。未几域外便起响应，欧洲各国的哲学家、汉学家、语言学家纷纷加入。久之，西士发现欧语的分析模式不尽适合汉语，而中国传统方法亦有可取处，遂拿来掺入自己的体系。如明清虚字书为西士利用颇多，每每整个分类连同字词的诠释被搬去植入西洋汉语语法。略晚，有儒生张儒珍与美国教士高第丕合著《文学书官话》（1869）。至马建忠留法归国，借欧西“葛郎玛”的范式自创体系，撰就《马氏文通》10卷（1898—1899），始有本土首部现代意义的汉语语法。如此逐步进展，临近20世纪，西洋汉语研究史也就不再纯属西学统系，而变身为一部中西语言学传统汇同相长的汉语研究史。

　　对这一段绵延三百余年的西洋汉语研究史，该如何下手考察呢？无论哪门学术史，首先都要把原始文献梳理清楚。但这一领域的文献至少有两点不同于一般。

　　一是语种繁多，有葡、西、法、意、德、英、荷、俄、拉丁语诸门，研读原著的难度颇大。或说，西士撰写所有中国题材的著作，都是用的各种欧语。然而，语言在其他领域的著述者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而到了汉语研究者手中，语言除此还是一种分析手段，不同的背景语言框架会导致不同的观察视角，所获的结果也会因此有别。比如同样分析汉语语法，若从拉丁语出发，可能会偏爱变格变位，以为汉语没有这些是一大缺陷，若立足于英语，则有可能简化分析，不至因为汉语绝少形变就感到遗憾。许多原著过去难以觅得，现在电子本不难到手，而深度的解读仍旧鲜见，多数讨论止步于篇目译述或内容简介，局限于著者生平、藏本信息等外围问题，正是因为研究者未能掌握分析手段，无以深及文本内里。

　　二是手稿极丰，殊难尽揽。起初传教士学汉语，都是独自奋斗，由于没有适合外国人用的词典，不得不亲自动手辑录字词、解析语句，同时创制注音以转写中文。如此逐年积攒，形成一定体系，才能编次成册，供新一代教士用为进学资料。早期传教士的语文手稿，有些已经湮灭不存，有些可能长埋于某地书库，尚待时日发掘，真正得以传世、为学界所识而能用作研究资料的只占几成，刊行面世的更无几种。许多传教士身前或故后，会将手稿交予教会机构，以使遗作有所归藏。

　　梳理文献之于考史，犹如制备食材之于烹饪，虽然极要紧，却不是学术史的精义所在。接下来须思考：历来西士学习汉语并付诸实用，遭遇过哪些问题，怎样反复尝试以求克服，觅得既省便又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探发汉语结构、思索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过程中，西士所关心的实质性问题有哪些？在不同的时期，各会派的传教士和欧西各国的研究者怎样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识并理解这些问题？他们的悟识、观点以及处理方式，同有几分，异在哪里，造成异同的原因又何在？诸多文献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通过精深的解读与分析，辨别良莠，剔除枝末，归整出一些关乎汉语特质的问题。

　　由文献史上达问题史，是考察西洋汉语研究史的必要步骤。宏观层面的问题，西士之间往往代复一代论争，而难以达成共识。例如，怎样理解汉语的单音节性，这种特性是孤立语的本性使然，抑或以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为转移？汉语语法殊异于欧语，究竟靠哪些手段运作？这些手段是形式的还是意含的？如果两类手段都有，则如何相互协调与互补？词法与句法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应该如何区分？词类怎样划分，词性怎样界定？等。这一系列理论问题延伸至今，当代中国学人仍在讨论，只是未必意识到西士早有论述。微观层面的问题，虽然具体得多，也非短期就能解决。有些问题涉及应用，历经频繁实践，数代人不懈求索，终有可能形成大抵统一的设计方案，或多数人倾向采纳的操作体系。例如，在编写双语词典时，是否有必要标明汉语字词的语法性质？在词目的释义中，怎样使中西词语不仅意思相当，词性也能匹配？怎样把中文转写为西文，即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怎样记录声调，区分送气与否？调符和送气符，怎样处理才能妥帖，既便于书写，又不与字母或其他符号相混？

　　汉语拼音和拉丁注音实为同一物，只不过新旧有别，服务对象不全相同。拉丁注音主要是供外国人用，汉语拼音则是国人自己用。现在汉语拼音越来越通行，但拉丁注音（如威氏拼法）在海外犹有用场。说到汉语拼音，人人都记得周有光，尊他为“汉语拼音之父”。可是周先生自己对这一美誉不敢受，因为汉语拼音近有其父，远则有其先祖，即明末来华传教士发明的拉丁注音。因语言背景有异，所属会派不同，传教士产出的注音体系不止一种，其中影响时人最深、与汉语拼音关系最大的，是存录于《西儒耳目资》的耶稣会注音体系。此书为耶稣会士金尼阁所著，1626年梓行于杭州，1957年复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再版，列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之一种。仅此一事便足以说明，国人对西洋汉语研究史上的好东西自有一份认可。一部西洋汉语研究史，能给我们很多教益。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汉语研究史：16—20世纪西方汉语观之嬗变”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