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的召开有着十分特殊而复杂的时代背景，其中包括社会背景、国际背景和理论背景。对其时代背景的研究，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共三大历史贡献的认识。

　　第一，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政治力量角逐争雄，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孙中山二次护法再遭挫折，迫切需要强有力盟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镇压，表明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强调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他们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共产国际据此形成了对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亦称“东方战略”。作为政策策略的具体延伸，苏俄和共产国际开始在这些国家积极帮助共产党组织，并寻找能够推动革命运动的政治力量作为盟友。

　　苏俄选择盟友的重要条件是反对帝国主义、容纳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的政治倾向。对于这一点，孙中山十分清楚。苏俄政府放弃联合吴佩孚的外交努力后，推行联孙政策。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虽然尚无力主导合作进程，但也提出了对国民党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要求，被孙中山接受。可见，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寻找盟友，孙中山需要支持，共产党需要同盟军，都有联合的要求。在达成合作目标的过程中，各方都有坚持、有包容、有不同程度的妥协，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第二，党内合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合作，是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当时主要探讨过三种形式：一是中共“民主联合战线”设想的党外平行合作；二是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的党中有党；三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由于孙中山只认可第三种方式，故党内合作成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孙中山对共产党人跨党身份的认可，并不等于承认中共组织在党内合作中的独立地位。孙中山吸纳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更多是从人才即“新鲜血液”方面考虑。他积极争取李大钊等人加入国民党，但多次表示：共产党人既然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否则便要开除他们。中共三大提出合作中要保持政治和组织两个方面的“独立性”，这在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党内合作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决定了这种合作的不稳定性和历史阶段性。

　　第三，中共统一战线方针来自马列主义理论、共产国际指导，而开启统一战线实践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和革命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的联合思想、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共统一战线实践直接的理论来源，尤其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导和帮助中共开创了建党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制定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本上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在马列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革命任务、革命力量等问题的认识。中共随之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其他政党也从最初排斥到合作。这些都反映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理论上不断成熟、认识上不断提高。因此，才有了统一战线实践的开启。

　　中共三大开启的统一战线实践，作为宝贵经验长期坚持下来并不断发展，贯穿党的全部历史，至今发挥着深刻影响。统一战线是革命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建设中凝心聚力的法宝、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这是中共三大最为突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