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以降，随着中华文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日渐深入，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持续畅通，西域逐渐成为不同文化系统相互接触、碰撞和融合的历史舞台。一般认为，西汉以来史籍中“西域”所指称的具体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后者似仅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近年来又有学者自立足中原的地域理念之外，对诸如“匈奴西域”等与“西域”名义密切相关的概念加以重新阐释和辨明，其论说意见得到传世文献和新出考古资料的有力支持，值得相关研究者重视。在汉王朝尝试对西域实施多样化的族群交往和区域控制的历史进程中，不应忽视“使”的突出作用。
汉使凿空西域开创英雄时代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显现出中华文明面向世界的广阔胸襟和宏大气魄。鲁迅先生在回顾汉代精神风貌时，曾写下“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等语，相关论断予以后人重要启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相对于西汉初年因“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而形成的较为舒缓松弛的社会节奏，汉武帝时代乐章明显实现了由平缓向轻快的转换。张骞“凿空”西域的成功，实际开创了汉代西域经略史上第一个英雄时代，据说其间甚至一度出现“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从《史记·大宛列传》等相关记载可以看到，后张骞时代西域使者的出使规模和频度增长迅速。“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说明使团人数和规模已相当可观；“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反映出使距离和空间范围的明显扩大。
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司马相如为“通西南夷”事上书汉武帝，其中有句话引起汉武帝的特别注意：“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所谓“非常之事”，《史记索隐》引张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难知，众人惧也。”汉武帝对此番话似乎颇为激赏，以至20多年后又在诏书中予以特别强调，《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前106）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明确指出“使绝国”实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需要留待“非常之人”才得以实现。众多使者远赴“绝国”的历史表现，固然因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不同而有差异，但试图复制张骞成功轨迹应是主要驱动因素之一，这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正面支持。
在实现个人财富增值和阶层跃升等世俗理想之外，汉代使者当中还可以看到更为高远的人生追求，反映出雄健有为、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西京杂记》可见“傅介子弃觚”故事，后来以汉使身份刺杀楼兰王而名震西域的傅介子，少年时“尝弃觚而叹”：“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班超“投笔从戎”故事亦可见类似表述：“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可见“登高明望四海”之类文字，宋明诗文亦多见“登高明”语，或许可以视为使者出行心态的体现。《汉书·陈汤传》载，“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所谓“登望”，《后汉书·梁竦传》又作“登高远望”：“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阅读“不乐本土”“登高远望”等文字，不难感受到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和开阔胸襟。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使立功绝域”条依次评述汉代西域使者的事功，首先注意到“是时汉之兵力实强”，因此“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具体而言，西汉如傅介子、文忠等人“此皆以单使立奇功者也”；常惠、冯奉世等人则被归为“擅发属国兵而定乱者”“用便宜调发诸国兵以靖反侧者也”。关于上述众人成功的原因，也较为全面客观地指出：“汉之威力，行于绝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万里折冲，无不如志。”西汉使者以“汉之威力”为坚强后盾于西域施展个人才能的史例，还有著名的“楚王侍者冯嫽”，亦可证明当时“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即女子在外，亦仗国威以辑夷情矣”。体现出“立功绝域”实为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相辅相成的结果。
经略西域成为经典的诗歌主题
征诸史实，我们固然可以看到西汉初年休养生息至“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对西域经略的重要支撑，但却无法认同完全以国力强弱作为考察和评价西域政策及相关措施的出发点。班固追述汉昭帝即位之初的天下形势，直言不讳地指出“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所谓“海内虚耗”的真实成因，《汉书·西域传》亦有较为透彻的解说：“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可知汉武帝后期已经因经营西域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和社会危机。其后王莽篡汉更导致西域“怨叛”，中原与西域联系一度中断。有鉴于西域“复通”之后复杂多样的区域形势，东汉班超于建初三年（78）提出“以夷狄攻夷狄”“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的战略构想，以求长久平定西域。班超以这一特殊方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时人及后世普遍肯定。但也可以看到，某些历史学者就此有所批评和贬抑。王夫之《读通鉴论》堪称典型：“抑考张骞、傅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将不过数十人……用夷攻夷，适足以为黠夷笑。”张骞、傅介子、班超等以数十人“伏西域”，恰恰说明当时西域出使环境恶劣，匈奴以强盛兵势持续对西域施加影响，阴谋和暴力成为使者竞胜的重要手段。因此，相关评价应当秉持客观的历史态度，过于严苛的道德标准恐怕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无关宏旨。
张骞、傅介子、班超等人的出使活动与历史事迹，较好地反映了时代境遇和个人追求的相对契合。《后汉书·西域传》卷末以高度赞赏的语气评述西域使者筚路蓝缕的历史功绩：“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所谓“致远之略”“封侯之志”等语，犹如大时代浪潮激荡之下的一小片水花，折射出壮丽多姿的绚烂光彩。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命运，在完成时代使命的基础上谋求个人事业的成功，无论中外古今都可说是合情合理的有为之举。据《后汉书·班超传》记载，班超在“绝域”30余年，因“年老思土”上书乞归，曾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等语，据说最高统治者阅后“感其言”而召还。班超八月抵达洛阳，九月病逝。建功立业与报效国家的壮志豪情，不仅激励历代有志之士，也成为后世诗歌中传唱不休的经典主题。唐人戴叔伦《塞上曲》：“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立高怀远的人生志向，应是驱使汉代使者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勇于探索未知世界，建立不朽功勋的重要精神因素之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边地出土文献所见秦汉使者研究”负责人、湘潭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