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海外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近期，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银行、澳新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与外资金融机构上调了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的数据，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与热烈讨论。为解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形势与未来趋势，本报记者采访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副主席、荣誉研究员，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海孟德·阿德拉卡（Hemant Adlakha）。阿德拉卡表示，机遇与挑战总是相伴而生。纵然面临国际经济变局与国内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双重压力，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的基本事实未曾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仍是全球极具吸引力的一方投资热土，众多外资企业都将中国列为计划长期扎根的境外目标市场。在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风起云涌的今天，西方经济风光不再、不断衰退，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硬着陆”风险陡然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稳健的增长态势意味着它将继续扮演世界经济的强大“稳定器”，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同时，中国经济以无可撼动的事实证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中存在的“嘲讽”论或“唱衰”论最终只会以幻灭告终。
海孟德·阿德拉卡（Hemant Adlakha） 受访者/供图
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中国经济蓬勃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几十年来，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同时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世纪疫情等多种挑战。您认为中国经济充满韧性的原因是什么？
海孟德·阿德拉卡：众所周知，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中国被众多知名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说是多方公认的结果。正如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大卫·曼（David Mann）所描述的那样：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看到了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经济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奇迹。
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飞跃的轨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社会加速积累的原始资本，而这可以归因于大量外国投资、国内高储蓄额、生产率快速增长等多重因素。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升。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推动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关税得以大大降低，中国商品在短时间内很快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由此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史首先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作为长达几十年中国国内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结晶，这一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国有企业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同时兼顾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其他多种所有制企业，可以被视为中国经济政策最为重要的基础和最为独特的经验。在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时，中国学者崔之元教授在最近的理论分析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口中的“市场社会主义”有着显著区别，因为后者的理论支持者认为“对经济进行规划是不可取的、难以实现的和无效的”。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国际形势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在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了首次显著放缓。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实施了高达5860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以纾解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冲击，这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采取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在有效的措施干预下，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显现恢复增长的迹象。
国际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普遍认为，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经济思想促成了中国国内经济的蓬勃生机与巨大潜力。习近平主席曾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未经历的一些挑战，也是每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必将经历的阶段性问题，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超低生育率、劳动力萎缩、空气污染等。
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一系列难题，习近平主席以他富有创见的经济思想，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新的发展理念与治理思路，以一种可持续而渐进的方式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和部署下，中国政府发起并实施了一系列覆盖多个经济领域的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措施，例如，自2020年起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纲要所涉重大项目，加大力度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给予个体户、自营业者财政金融支持，等等。通过多方面的辛勤努力与不懈追求，中国以非凡的勇气和高度的凝聚力克服了经济不均衡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与昔日相比，实现了社会再生产更为良性的循环。
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好经济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几个月以来，中国相继推出有关恢复和扩大消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指导意见。您对此作何评价？
海孟德·阿德拉卡：我认为，中国政府近期采取的这几大措施都展现了为进一步刺激疫后复苏、优化经济结构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中国领导层能够客观而清醒地觉察到，一方面，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复杂而严峻，工业出口受阻、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等不利因素叠加凸显；另一方面，国内经济不容盲目乐观，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依然不够强劲。同时，中国政府睿智而冷静地意识到，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发展，也必须把进一步激发国内需求、壮大民营经济、鼓励外国投资作为经济政策的优先事项——这种对于全球总体形势和对国内经济现状的准确判断力与洞察力十分难得。
最近，世界银行发布的新一期报告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上调至5.1%。一些国际学者表示，在世界大国和主要经济体仍深陷泥潭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走出近三年来疫情大流行带来的阴霾，总体显示出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和反弹趋势，这一迹象将为全球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工业生产率总体延续以往的向好态势，原本处于低位的消费支出也在近几个月出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近期，彭博社报道称，紧随中国央行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包括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放贷并增加市场流动性之后，中国的零售增长率和消费价格也在近期出现了反弹。
西方谬论不攻自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在一些西方政客群体和国际金融媒体当中出现了批驳并“唱衰”中国经济复苏前景的言论，他们宣称二战后世界上少有经济体能够保持稳健增长，成为发展的“常青树”。您如何看待这类言论？
海孟德·阿德拉卡：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显现的一些显著向好趋势，一些西方大国往往予以较少关注，反而将其焦点转移至“误导性的宣传”，有意暗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严重通缩，声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结束”，“中国将无法继续充当全球增长引擎”，并试图引发更大范围内的对中国经济的“无根据”担忧。
近期，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埃拉·菲罗（Manuela V.Ferro）表示，即使增长放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今天，面对国际贸易大幅萎缩、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导致的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局面，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比以往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然而，如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长久的通缩时期”，这无疑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而得出的牵强附会、有悖常理的结论。今天，中国用自己的行动有效回应了一些所谓“国际著名市场专家”的具有迷惑性的错误性预言，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推出紧急而大量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措施以挽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当前中国经济稳定而出色的表现以一种明确的方式让一些西方大国中盛行的错误言论不攻自破。
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仅受到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滞缓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对中国长期实施的意欲削弱中国经济尤其是以中国高科技产业瘫痪为目标的“经济战”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不仅维持了前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所谓“惩罚性”关税措施，而且大幅扩大了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禁令范围，并以“国家安全”为名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计算机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
近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表的一篇文章分析称，这些新近出台的限制措施是多年来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先进技术之担忧不断加剧的结果。2018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了对华贸易战，先后多轮对中国约3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如今，拜登政府紧随其后签署法案，禁止美国企业和资本家对从事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应用等尖端技术研发的中国公司进行投资，并阻止盟友向中国出售芯片。2023年8月，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击力度，将多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并指责这些企业“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可以说，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霸权的主要威胁，不惜一切代价妄图使中国方面有所屈服。
科学领航造就全球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经济的“唱衰”论中还有一种观点，将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90年代走向衰败的日本“道路”相提并论，认为同为亚洲经济体的中国，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将陷入难以逃避的疲软滞缓。您对此作何评价？
海孟德·阿德拉卡：我注意到了这一言论的存在。在我看来，声称中国经济如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样将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是极具错误性的预言。几个月前，我曾在欧洲《现代外交》期刊（modern diplomacy）上发表文章指出，这种担忧是具有误导性的，并强调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使得中国即使在经济增长放缓期间也会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这一事实。
十余年前，全球经济学家首次预测中国将走向日本曾经历的“衰落”道路，当时中国刚刚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这一陈旧的争论再次浮现水面。然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驳斥这种担忧。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他《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评论道，20世纪日本的显著崛起最终以经济实力的持续衰退而告终，今天的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克鲁格曼并不是第一个声称“中国经济正在步履蹒跚、摇摇欲坠，可能情况会变得更糟”的西方经济学家。
12年前，时任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并评论称，“巨大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失败”，因此，同为亚洲经济体的中国可能会像日本一样再次失败。“直到1990年，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大型经济体。几乎没有人预测到它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会发生什么。今天，人们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敬畏。然而，这一东方巨人惊人的成功是惊人的失败的前兆吗？答案是肯定的。”沃尔夫自信地预测。沃尔夫注意到，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0年约为美国的20%惊人地上升到1990年的90%，但在20年后的2010年出现了逆转，降至美国的76%。因此，沃尔夫采用了同义反复、同理可得的推演方法，认为未来的中国将复制日本的衰退模式。
然而，中国的大多数专家和分析人士坚持认为，“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二者不可相提并论”，“将中国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进行比较这一举动过于轻率，不值得认真对待”，“同为亚洲经济体，中日两国的增长模式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经济具有许多日本经济不具备的优势”。一些专业观察人士认为，从国家制度的角度而言，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具有强大的调动经济要素、汇聚社会资源和引导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能够避免停滞和断崖式下滑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始终发挥着更好作用。
今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贸易、投资、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等多个方面——这一切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决策层的科学指引与强大领航。在世界见证“亚洲世纪”曙光的到来、世界经济体系重心逐渐自西向东转移的当今时刻，中国经济崛起正在成为“亚洲转向”中的亮眼存在，其强劲复苏的良好势头不仅鼓舞着全亚洲，更鼓舞着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