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文学文本内隐藏的地理要义，或挖掘地理文献中潜在的文学基因，可以窥见特定时代文学与地理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至迟到汉代，有“中国最古的诗选”之称的《诗经》已被用来考释地理问题，而有“史地之权舆”之称的《山海经》已被用来增添汉赋的文学意味。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学发展，地理著述层出不穷。在品目繁多的地理撰著当中，侧重山水、异物的地志类著作近来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含有文学成分、意义的地图与文学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讨。实际上，魏晋南北朝地图多方位推进了文学的发展，而与地图联姻的文学作品是文学史上观照地理与文学互动关系的典型样本。
地图学的繁荣和地图的流变特质
汉末以降，史学渐脱经学的羁绊而壮大是汉唐学术演变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地理学的成长与史学的动向攸关。王俭《七志》“纪地域及图书”的专志为图谱志；萧绎《金楼子》载列的地理书位于《著书》篇的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的土地、谱状二部收载地理书。因此，地理类文献的类目发生转移，至此隶属史部。在这一时段中，附着在史学内的地理学突飞猛进。单《隋志》史部地理类载录的群书，就涵盖了山形水势、四至八道等各方面，收书总数蔚然可观，又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最，折射出当时注重地理的治学新风向。
伴随地理学渐趋成熟，地图学也得到长足发展。前述《七志》专辟图谱志裒辑地理图籍，而《隋志》史部地理类纂录的主体之一便是《山海经图赞》等图书。据记载，《隋志》“悉以图字标目，知皆以地图为重也”，这还未统计陆澄《地理书》和任昉《地志》的收录，但《隋志》未列细目的约二百家地理书。当时地图品种之全、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汉唐间史学及其分支地理学的活跃促成了地图热的兴起。其间的士大夫阶层素以熟稔地图常识和技术为荣，如参证《隋志》著录和《水经注·穀水》注记，裴秀豢养精通地图的门客是地图的吸引力使然，又如《梁书》载萧齐始安王表奏王僧孺“画地成图”的事迹，文献颇有可征。地图在先秦即问世，具有悠久的历史。时至魏晋，地图绘制者在传承前代地图格式、品类的基础上，更讲究参数值的精确和信息量的丰足。代表人物为有“娲皇炼石，晋图开秘”之誉的裴秀。据《晋书》本传载，裴秀作《禹贡地域图》，针对的就是古地图粗疏、失真的通病。他的图序还明确对山川地望、政区沿革、地名由来、交通取径等信息的精确性提出要求。据《北堂书钞·图》侧证，裴秀缩绘的《方丈图》也是制图精审的写照。
裴秀也曾坦承旧地图百不存一的现实窘境，这固然表明了图籍保存、流通和工艺传承的客观困难，但仍有充足的证据证明，魏晋南北朝地图有过较长的生命力。《隋书·宇文恺传》明载宇文恺亲见过《禹贡地域图》的存篇。至于《方丈图》，萧统在《谢敕赉地图启》中透露他能够目验到。故知裴秀研制的二图直到南北朝末叶仍持续垂范着地图的纂修。况且地图素有图文相济的传统，今日散见诸文献中的魏晋南北朝地图存留的文字，尚能一定程度弥补地图图像部分佚失的遗憾。
地图对文学的三重影响
魏晋南北朝地图对文学的表层影响，即地图的编制宗旨、显示内容、图绘方法被吸收进文学的语言、框架与构思中。
裴秀的《禹贡地域图》撰于统摄地图编绘和庋藏的司空任上。其图前饱含文采的自序保留了奠定地图绘制基石的“制图六体”论，是后世了解地图撰制理想和操作方式的范例：其宗旨是基于旧图推陈出新、后出转精；内容是指明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方法是先确定面积尺度、方位距离，再经高下、方邪、迂直的配合实现对距离与方位的精准调整。
认识到地图的测绘宗旨、记载内容和呈示手法，并有意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实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不鲜见。左思为撰《三都赋》，特意谋求秘书郎一职，以便经眼珍图秘籍。其中，《吴都赋》围绕地图关心的山体轮廓、水系流向、地标位置展开：段首特写武林山出武林水，庐山出九江，烙上《禹贡》随山浚川的痕迹，继而涉及吴地的山地连绵区域、江河流经范围和径流方向，然后提示脱胎于《禹贡》的江汉流别路线，段尾则是内城外郭、水道陆路等图示般的文字说明。郭璞的《江赋》也是模范地图的典例。郭璞过江后任著作佐郎，博采广览图录是其分内之事。他也是可考证的注《山海经》的首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体倾向是将聚讼纷纭的《山海经》视若信而有征的地理书。郭璞的《注山海经序》即认同该书的可信度，注文又暗示其“古图当有山川道里”，并写下《图赞》解说插图。《江赋》仿用地图的要素和精度来表示长江首尾的源流分合，呈诸笔端的是以山脉为参照系的江流，上游由岷山导出，复经崌、崃二山分流；中游分别以峨眉山、玉垒山当作泉阳、东别的坐标，其间穿织衡、霍、巫、庐各方名山；下游的草木相当于湖泊的标记。这幅刻画江水流程和流域的时空长卷既有地图的印迹，又不失文学的灵动。
无独有偶，除了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之外，晋朝还出现过“都下纸为之贵”的《扬都赋》，两赋又恰巧都为发现图义的成功案例。《扬都赋》开门见山地模仿了地图左东右西的格局，紧接着专意标明了扬都的边界。而对“开方计里，推表山川”的舆图体例的效法，在此赋的三则自注中尽显无遗。第一则援引《舆地图》，明示蒋山的地名异称及其与建康宫的间距和定位；第二则夷考东吴西陵峡点火传鼓的故实，反映情报的传达速度，再对比东晋布置烽堠的地点和跨距，凸显制度的承沿；第三则将三江的路径、开合明白展现，不啻一部简明生动的山势水文、攻守形制的图解。
文学中侈言地理的现象本有先例，尤其是汉大赋惯用方位组合，将山水分布等予以铺排堆垛。文学空间布局的新变余地虽说不多，但从这些例证足以看出，参照地图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在示意地理要素的清晰性以及在落实方位、距离的定量性上对汉赋都有所超越。
魏晋南北朝地图对文学的深层影响，是地图精严的工作理念和丰富的知识容量，推动了文学由虚转实的文风转型。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申明地图的职能在于致令“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皆勿“有差”。刘宋始兴王遣官“同共履行，准望地势，格评高下，其川源由历，莫不践校，图画形便，详加算考”，则实地践行了裴秀的设想。
地图界求实求博的精神又何尝不曾渗透到文坛中？左思的《三都赋序》开篇就指摘汉赋四大家“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借批判前人而针砭时文，随后声称《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思决意矫正诞空的文风，正因对读地图方志给予了他对山川城邑等详加研核的动力和保障。为赋“三都”，他身体力行地贯彻求实求博的地图理念，非但“构思十年”，还“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又“求为秘书郎”。赋中也有内证，如《魏都赋》以国土与山泽互为经纬，有序地勾勒了魏国的地境。仔细放大，还能提取到作者汲取地图的更多线索，例如“神钲迢递”的表达，实际上出自地图。
此外，皇甫谧、卫权、刘逵等时彦都积极亲撰赋序，提倡地图征信尚实、旁求博考的态度，连“博览图籍”的文宗张华都为之折服。此赋附带的地图精神逐步被主流文人接受，时行的浮夸虚诞文风也为之一转。
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论述了东汉以后，特别是从左思的《三都赋》至庾阐的《扬都赋》之间征实文风的延续和呼应，可惜他并未推阐出地图在促使文风扭转上的贡献。从左思的《齐都赋》自注、庾阐的《扬都赋》自注，到曹毗的《魏都赋》自注，“沉研秘籍”的他们对地名注解“悉以征实为主”，这样一脉相承的风气，到南北朝末仍有文风的回响。例如，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就是其地图情结的明证。钱锺书《管锥编》中“之推自注此《赋》，谨严不苟”的按语，可看作颜之推所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的注脚。
魏晋南北朝地图对文学的衍生影响，是地图潜在的象征性和艺术性激发了文人的阅图想象，因而借由文学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
王微在《叙画》中提出画须与《山海经》等地图划境，作画不只是追求勾画城域、明辨方州、标注镇阜、划分河流。地图与画同源异流，但在魏晋南北朝人的心理和实践中，二者的分野难说泾渭分明。中古画史也习惯把地图归类在绘画中，如《贞观公私画史》撰录《禹贡图》，《历代名画记》将《山海经图》等地图与近百种名画同置于“述古之珍画秘图”中。从山水画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涌现的一批名画家造作的地图来看，集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是这个时代文人心目中的完美地图。其中，融合现实和神话的《山海经图》引起时人的无限遐想。左思的《吴都赋》中有“尔乃地势坱圠”领起的段落，对殊方异族和珍禽奇兽进行写物图貌，最后生成“名载于《山经》，形镂于夏鼎”的画面，掺杂了《山海经》和鼎图的意象。郭璞在《山海经注》序中曾标举“象物以应怪”之说，而杜预注《左传》“远方图物”诸句时认定实有“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象所图之物著之于鼎”之事。由此观之，在晋人的知识视界中，同属原始地图范畴的鼎图与《山海经》附图存在接榫之处。《吴都赋》展开的地图联想，就是上面二图意象的拼接。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组诗也闪烁着由地图想象的介入而产生的精神共鸣。其一谱写到诗人闲览图文合一的《山海经》图载，不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借助《山海经》配图上的广阔未知天地，得以在文学表述中尽情发挥对宇宙万物运行变化的构图想象，这正是原诗中所说的“乐”之所由。另外，地图引发的政治想象也不乏其例。翟酺的《上安帝疏》和杨修的《许昌宫赋》都曾宽泛地谈到地图可以鉴观兴亡，但尚未反思地图的隐意。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在对地图的假想中倾注了深沉的思考，由南入北的他目睹周汉故地风景不殊，无奈礼乐文明一去不返。这里的“图”已于赋中转化为其引申义——权力和国家的表征，通过版图遥想到的是图上负载的家国、民族和文化记忆。王融的《画汉武北伐图上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齐武帝令画工图写《汉武北伐图》后上疏，体认舆图代表的是幅员辽阔的江山和引以为豪的衣冠，其克复神州的雄心亦与地图的这种象征性关合。
魏晋南北朝地图事业的勃兴，契合了当时史地之学的新潮流，一度促进了自身与文学的整合。特别是拥有地图搜集和撰作职务的便利，又兼宗地理认知与文学造诣的优势者，往往擅于在文学作品中突出距离、方位等地图的一般元素；并借鉴道里计算、山水标识、疆域形容、方位辨别、地名改易等图式描绘视角和文字处理方法，彰显了地图所提供的翔实可靠的资料功能和纪实求真的精神特征。此外，地图的象征性和艺术性经由文人想象并完成隐喻或审美加工的同时，反过来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上述魏晋南北朝地图所造成的三重影响，使其在汉唐之间的文学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