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尤其是超特大城市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病”，日益恶劣的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病源之一。2018年12月，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指出，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量居前十位的城市中，生活垃圾产量最大的是北京，产生量901.8万吨，其次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产生量分别为899.5万吨、737.7万吨、604万吨和541.3万吨。由此可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一个治理难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其核心是公共治理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推进需通过分层治理的逻辑，阐释分层背后的治理机制，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在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与居民治理四个层级的治理逻辑。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国家治理：做好顶层设计，统一垃圾分类规范。国家治理处于治理层级的最高位置，具有宏观治理与顶层设计的治理逻辑。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国家治理机制是做好顶层设计，统一垃圾分类规范，降低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成本。在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顶层设计时，既要考虑整体性治理的国家逻辑，还要注重地方知识的多元创新。
首先，规避运动式治理，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在宏观层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国家治理，要尽量避免运动式治理。常见运动式治理表现为领导意志、政治动员与行政命令，这样的治理不仅增加了治理成本，还破坏了常规式治理的权威秩序。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国家治理要建立长效机制，消解政策短期化效应。
其次，注重国家顶层设计，兼顾社会多元治理。国家普遍性与地方特殊性的内在张力无时不在，在国家治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时，既要保证国家顶层设计有一定的弹性，也要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性与灵活性；同时要兼顾社会多元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
最后，科学实施垃圾分类政策，避免权力精英的主观意志。权力力量与专业知识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相互博弈的状态。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国家治理中，首要面临的是对于生活垃圾的技术治理。生活垃圾分类得以有效治理，在于正确认识垃圾分类的技术机制。科学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不仅能体现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技术逻辑，也可避免受到权力精英主观意志的负面影响。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城市治理：中观调整，因城施策。城市善治依赖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质是一个关于城市善治的问题，体现出城市的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政府、市场与社会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多元主体。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推进关键要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进行合力治理。
首先，要发挥城市政府的力量，平衡城市未来的生态利益。城市政府是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主体，城市生态环境平衡、保护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于实现城市善治，城市善治在于建立良好的法治。城市政府在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善治过程中，不仅应运用法治思维进行灵活性执法与柔性执法，而且还要供给相应的制度和治理技术。
其次，要发挥市场企业的力量，实现城市生态的经济效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不但要适应政府治理的逻辑，也要遵循市场运作的逻辑。以环保企业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利用商业力量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可以改善城市环境。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清单，培育一批专业性与公益性的垃圾分类企业，从而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规范、开拓创新的第三方参与机制。
最后，要发挥社会主体的力量，实现城市生态的美好宜居。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善治除了发挥城市政府的力量、社会企业的商业力量之外，还应积极调动社会主体的参与力量，从而缓解“政府主动，社会被动”的痛点，让市民对垃圾分类既有知晓率，也有参与率，更有幸福感。如通过组织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公益活动，让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楼宇、进商圈、进工厂”，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最为时尚的生活态度。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治理：社会资本的参与和发挥正式制度的作用。城市社区是生活垃圾分类的落脚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社区治理。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治理需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促成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社区善治。
首先，要建立统一有序的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规范。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于2019年7月1日的正式实施，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收运处企业、物业、社区和居民在垃圾分类减量中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具体的行政处罚、经济制裁和刑事责任”。
其次，培育社会资本参与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在社区层面，通过党建引领构建“情感式”垃圾治理模式；要发挥志愿者精神，发挥社会自组织、社区内生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作用机制，深挖、培育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分类。在社区公共场所营造良好的生活垃圾分类文化，促使居民在社区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做到文化自觉、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
最后，建设创新智慧小区，实现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城市社区在落实垃圾分类政策时，要更多地考虑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与行走便利，比如，通过建设创新智慧小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大数据治理。具体而言，在一些人多人密的地方，要设计出人机交互、便利投放垃圾的城市智慧治理模式，对社区生活垃圾实现更加精准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治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治理：做对激励机制，用好惩罚机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善治关键，是要遵循社区居民的行动逻辑。居民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他们的支持与否涉及国家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战略实施。
首先，日常生活的逻辑是社区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根本遵循。从生活本质上来说，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习惯问题，对于垃圾分类有效治理需遵循生活逻辑。增强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城市生活的新时尚。
其次，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利于社区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垃圾分类获得信用积分，增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政府与社区需积极鼓励家庭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倡导垃圾分类过程中的亲子互动，促使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生活自觉，做到实施垃圾分类的社区治理、家庭治理与协同治理。
最后，强制的惩戒机制有利于社区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建立试点垃圾分类实名制，将垃圾分类情况纳入居民信用档案，启动惩戒机制，从而约束与规范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形成一种“生活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个人自觉、社区认知与社会共识。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