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人类独有的理解生命、认识社会和探究世界的方式，是一门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学问。环境史作为一个崭新分支，积极回应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切，视域不再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致力于探究人与自然的既往关系，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最相契合，在努力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今天，尤具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当今世界不断增长的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文明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纵观历史、现实和未来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抉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加速推进。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既要挣脱历史的羁绊，更需凭借历史的垫筑，文明的道路始终需要历史理性之光烛照。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一场格天彻地的巨大变革，具有空前广域性和复杂性，更离不开既往经验借鉴和历史理性导引。系统总结环境历史经验，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思想知识资鉴，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的新使命。

　　中国环境史研究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它的主要任务并非为攻克当前突出性、急迫性环境难题提供手到病除的灵丹妙药，而是通过既往事实研究帮助人们了解环境问题的历史复杂性，避免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的“短视”“片面”和“简单化”。中国国情特殊，环境问题具有压缩性、结构性、复合性和叠加性等诸多不利特征，环境保护曾经长期处在应急状态，故与环保科技、工程、产业、法制等相比，偏于软性的生态文化建设略显滞后，环境史研究更待加强。最近十多年，环境史学发展逐渐加快，具体个案探讨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对传统生态智慧和环境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释还不够。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方法、概念话语的系统建构还未完成，优质学术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因而，构建中国环境历史知识体系已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

　　中国环境史应具有通史性

　　编纂通史性质的中国环境史，应当努力达到以下目标。

　　一是深度解说自然环境作为先在的客观条件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意义。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自然环境诸多要素纳入历史叙事，实证考察大自然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重建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面貌无疑是环境史编纂的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揭示气候、地貌、土壤、河流、湖泊、陆地、海洋、植被、动植物种……众多结构性环境要素及其变化如何历史地规约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既提供条件亦构成障碍，塑造不同时代、区域和民族的物质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风貌。

　　二是系统讲述自然环境作为生命活动场域如何伴随中国文明历史进程而不断改变。任何时代人类活动都必须依托于一定地域空间和自然条件。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机制适应环境、利用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漫长历史实践中，人类在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创造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工具技术和物质设施，形成了不同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对自然界施加愈来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亦造成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系统讲述中国古今环境变迁，揭示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驱动力，反思人类不当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后果，有助于认清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与本质。

　　三是全面总结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及其历史成果。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它们既是古老中国文明不曾发生严重中断的历史奥秘，也是中华民族继续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石。成千上万年来，中国先民以“实用理性”“神话宗教”“道德伦理”“诗性审美”等不同认知方式认知自然、理解生命，自然观念、生物知识、家国乡土情感、山水田园审美、自然资源保护……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它们曾经深刻影响了先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行系统整理、精萃提炼和创造性转化，使之发挥唤醒自然情感、培养生态品格、化育道德人心、倡导绿色生活的积极作用。

　　四是深入揭示中国自然环境与社会文明彼此因应、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中国疆土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系统多样，民族文化多源，斯土斯民的生命活动经历多个历史回旋周期：从莽莽荒原上的点点篝火、“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文化到文明国家诞生，从黄河轴心时代中原文明之花率先盛开、南方区域发展繁荣到百川汇流、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明格局最终形成，具有不同自然特征和资源禀赋的众多区域陆续整合统一。这一历史过程波澜壮阔，时间漫长，机制复杂，既非自然环境自行演化，亦非人类社会独自发展，而是包括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众多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变迁。紧扣人与自然关系主题，围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主线，追寻5000多年文明生态足迹，不仅重构思想知识体系，深化中国历史认识，而且可能基于历史经验建立一种“广域生态观”，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结构，促进地区协同、优势互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鉴。

　　树立新的历史价值观

　　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经典作家是以人的生物学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第一前提来建构历史观念的，并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习近平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结合当代环境保护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他反复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并且特别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对民生的意义，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指导。

　　环境史应以“人是什么”作为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以“生命”作为第一主题词，这就必须明确人首先是一种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大自然而存活，与其他生命形式和环境因素构成彼此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因应环境史研究应以生存需求作为思想焦点、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论说，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历史认识论。

　　与以往历史研究不同，环境史研究不只在理论上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更在行动上把众多自然事物和环境因素及其变化纳入实证考察对象。它批判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摈弃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强调“生命共同体”理念，既反对罔顾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也反对完全脱离人的生存需要讨论环境问题。它还努力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尝试以复杂性思维透过时间纵深认识人的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因应——协同关系，寻找文明的自然之根、自然的文化之魂，揭示环境生态问题的历史根源，从而帮助人们从历史维度深刻体认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根本大计的深远意义，树立自然道德与人类道德有机统一的新价值观，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卫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根基。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