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科从无到有，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学人在遍布中华大地不同时代的遗址上，探索发现并论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脉络。正是在这一实践中，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就中国考古学实践与理论发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夏威夷大学兼职教授焦天龙。
“文化”是当代中国考古学核心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考古学界一般以命名考古学文化来划分区系类型。请您介绍下这一考古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
焦天龙：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欧洲近代考古学初期的研究重点是建立年代序列，只注重研究纵向的人类发展史，不太注重横向的区域变化。在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于1836年提出的“三期系统”论基础上，欧洲考古学先驱们主要着力于考古学的时代划分。
20世纪初期，纯粹的年代序列考古学方法已不能解释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这迫使考古学家寻找一个适当的名词对地域共性和差异性问题进行描述和分析。深入的考古研究表明，如果采用一种既含有时间又含有地域观念（也即考古学文化观念）的命名法，那么，单纯的年代序列命名法无法解释的地域共性现象则可以得到圆满解释。
德国考古学家柯西那在其1911年出版的《日尔曼人的起源》一书中，从理论和方法上对考古“文化”概念进行了论述，为考古学界提供了一个解释考古材料时空变化的方法。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进一步发展了柯西那的“文化”概念，但抛弃了其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分。柴尔德在1929年出版的《史前多瑙河》一书中，第一次对考古学文化下了定义：“我们发现一定形态的遗存——容器、工具、装饰品、葬制、房屋结构——经常出现在一起，这种特征有规律地联在一起的复合体，我们应名之为一个文化群或就是一个文化。”柴尔德的定义首先指出了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仍然有很大的模糊性，但此后他的考古学文化理论日臻系统和完善，并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分级理论，把考古材料按其组合单位的大小分为类型、工艺、文化、文化圈四个等级。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中期，西方考古学界进入到对“文化”概念的早期反思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美国考古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主，他们提出诸如考古学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研究历史文化的时空分布吗？考古学文化在本质上到底是什么？石器陶片等真的就是完整的史前人类文化吗？什么才是真正的史前文化？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现在，西方当代考古学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扬弃，“风格”概念被引入考古学中。这一理论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原理上厘清了为什么物质文化可以反映族群或个人的社会界限这一问题，因为风格是人们在有意识地传递某种信息。“风格”概念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物质文化时空变化的方法。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传统考古学文化观念在西方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反对传统的名称，更不主张把已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全部取消。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考古材料的时空特征是一个基本现象，考古学家必须要以某种名词或单位来描述这些现象。西方考古学对“文化”概念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扬弃的变化过程。但对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的探讨，一直是当代西方考古学长盛不衰的课题。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已不再是文化，而是“风格”“认同”“族群”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考古学文化观念对中国考古学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焦天龙：“文化”概念对中国考古学影响较为深远，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安特生于1921年开始使用，如“彩陶文化”等。1959年，夏鼐根据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理论，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的认识，即命名一个考古学文化，必须要有三个标准：一组独特的遗迹和遗物，这组遗存经常共存于一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分布地域。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组标准一直为中国考古学界所坚持，并成为“区系类型”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自1959年夏鼐将柴尔德的考古文化理论介绍到中国后，这一理论便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建立新考古学文化、完善某个区域内考古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对文化再细分类型来进行。虽然学界认识到不同学者所理解和认识的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相同，因而在名称问题上往往争论不休，但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俞伟超、李伯谦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考古学界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要把一个遗址或文化内的遗物进行分组，进而辨别哪些是本地区的，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混合物。这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复杂的，内因和外因都要考虑。但这一方法论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的考古文化概念范围。而实际上，以中国考古材料之丰富、文化现象之复杂，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文化理论上为世界考古学作出独有贡献。只要在解释层面上多探讨，以实际材料来探索考古材料时空现象的形成过程，我们就有希望对考古学的这一最基本课题提出新的解释模式。
现处于“聚落考古学”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报》：聚落考古被当代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运用。聚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缘起是什么？
焦天龙：以系统田野区域调查为基础的聚落考古，最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已开展起来，并为研究史前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严文明在2010年提出，中国考古学已经结束了建立文化编年的所谓“区系类型”阶段，现阶段的中国考古学处于“聚落考古学”阶段。
从考古学史的角度来看，聚落考古发源于美国考古学界。一般认为，聚落考古学是由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Gordon Willey）于1946年首创。张光直将威利对“聚落形态”的定义翻译为：“人类将他们自己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使用的技术水平，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制度。因为聚落形态有一大部分为广泛保有的文化需要所直接形成的，它们提供了考古文化的功能性的解释的一个战略性的出发点。”
聚落考古所开创的野外收集材料的方法，开创了考古学研究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方法，即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一个或多个遗址，遗址不是孤立的，必须放在一个区域环境中来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聚落考古学可以研究哪些课题？
焦天龙：聚落考古学可以探讨社会组织的时空变化、社会复杂化过程、国家起源等，这是大多数聚落考古研究项目的主要课题。聚落考古学还可以研究人口变化趋势，即一定区域内某个时期的人口变化，聚落考古是研究人口最有效的方法，包括单个家庭的人口规模，单个聚落的人口数量，某个区域内的人口数量，不同时期内人口的变化趋势及反映的社会问题。聚落考古学也分析人类与环境问题，也就是环境与景观考古。景观考古学的兴起，使聚落考古和环境研究有了新的结合点。聚落考古学也思考聚落与资源问题，比如聚落的选择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聚落的变化与农业资源的关系。随着其他社会科学对资源课题的重视，最近几年来，很多社会学和经济学概念被应用到考古学中来，如路径依赖理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聚落考古学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史？
焦天龙：聚落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50—1984年为第一阶段，属于本土探索阶段。在西方聚落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探索，代表人物为石兴邦。1954—1957年，当时任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石兴邦带队在西安半坡遗址发掘5次。半坡遗址的发掘注意到了个别遗址的性质认定、单一聚落的整体布局、建筑技术的推测、聚落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组织的复原、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索等问题，再现了史前半坡居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其后出版的专著《半坡氏族公社：考古资料反映的我国古代母系氏族社会制度》首次使用了“聚落”一词。这标志着国内学者在聚落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的相关探索与努力。
1984—1995年为第二阶段。1984年8—9月，张光直应宿白邀请在北京大学作了三个星期的学术交流，并由此出版了著名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在第五讲《谈聚落形态考古》时，张光直系统介绍了聚落考古的定义、理论背景、研究内容与操作方法等，聚落考古学自此被中国考古学界了解。张忠培认为，“聚落考古，实是考古学引进社会学及人文地理学原理以聚落为单位进行的考古学研究，目的是探讨居住于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或曰聚落社会的结构），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形态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严文明则认为，“聚落考古是以聚落遗址为单位进行田野考古操作和研究的一种方法”。同时严文明还认为聚落考古不仅研究与社会相关的内容，也研究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内容。此后，国内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等都冠以聚落考古的头衔。田野考古中的聚落考古除了全面揭露遗址，还有区域考古调查、区域考古调查与全面揭露以及多学科结合等多种形式。严文明的仰韶聚落研究影响较大，此外还有王震中以聚落来划分古代历史的研究，以及其他学者的房屋研究等，也具有探索意义。北京大学开展的石家河调查是国内学者较早的聚落考古调查。
1995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以中外合作与国内探索相结合为主。合作项目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大利亚拉楚比大学对伊洛河下游地区进行的拉网式聚落考古和研究，山东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山东日照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和研究等。而除了田野考古，利用积累的考古材料做聚落考古研究也是聚落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张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戴向明“庙底沟文化的聚落与社会”等。需要注意的是，国内采用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聚落考古，大多是中外联合进行的。但近年来，全部由国内机构和学者进行的调查在增加。而且，很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开始思考和尝试，如何设计更适合本地的方法。但整体来看，仍然缺乏理论创新。聚落考古学在中国发展前景很好，但任重道远。
史前海洋聚落呈现区域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近些年提出“海洋聚落考古”的概念。如何在考古学意义上界定这一概念？
焦天龙：2012年，我提出 “海洋聚落考古”概念，并在福建沿海地区进行田野实践。海洋聚落，一般是指位于海岸和海岛的聚落，其经济活动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成分，并由此造成了其生活方式的海洋性倾向，创造了与海洋有关的文化。在精神信仰等方面，海洋聚落一般崇拜与海洋有关的神灵。这些海洋聚落的居民一般具有一定的航海技能，并沿海岸进行区域交流和族群迁徙。随着航海术的发展，部分居民向海外扩散和移民。由于居住环境的不同，海岸聚落和海岛聚落有一定的差别，但又是互相联系的。就海岛聚落而言，海岛的大小和离海岸的距离也是决定海洋聚落特点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史前海洋聚落有哪些发展特征？
焦天龙：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史前中国海洋聚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距今约30000—10000年前的更新世末期。位于我国台湾东海岸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应该是研究这一时期海洋聚落最直接的材料。在台东八仙洞遗址群的考古研究，也证明了生活在这些洞穴内的更新世末期的人群从事海洋捕捞。张光直明确将这些洞穴的居民称为“渔民”，这也是目前中国东部沿海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海洋族群的考古材料。目前，我国台湾地区考古学者正在对这些洞穴群进行新的研究，其成果将会推动我们对这些更新世末期“渔民”的经济和文化认识。
第二阶段是距今约10000—8000年前的全新世初期，能够确认为这一阶段的海洋性聚落遗址仍然很少。由于海平面开始上升，部分原来处于海岸的遗址或许已经淹没海底。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是目前所知的全新世最早的海洋聚落。尽管出土的动植物材料表明，跨湖桥居民仍以获取陆生资源为主要生计形态，但毫无疑问这个聚落的居民也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第三阶段是距今约8000—4000年前的全新世中期，属于海洋聚落迅速发展期。这一阶段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都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海洋聚落。从目前的材料看，距今7000—5000年之间，是海洋聚落发展最快的时期，遗址数量也最多，目前已发现的贝丘和沙丘遗址也基本出现在这一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高海面时期。可以说，海平面的上升所造成的海岸环境变化，促进了海洋聚落的发展，使中国史前时代的海洋文化和航海术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一时期发展出来的海洋文化，奠定了后来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基本格局，是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关键时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不同区域的海洋文化在史前中国海洋聚落中是否体现出区域性特征？
焦天龙：根据考古学文化传统划分标准，史前中国海洋聚落可分三大区域。每个地区文化特色不同，海洋开发形式和航海术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以渤海湾及黄海地区为代表的北部海岸区主要是海岱文化区的分布和辐射范围，也是广义的东夷文化区。其中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材料最丰富，海洋聚落以贝丘遗址为主要特点。目前学界对山东日照沿海和江苏东北部沿海的史前海洋聚落情况的认识还不够。尽管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也位于海岸附近，但这一地区基本不见贝丘遗址。如何从考古学角度来认识这一地区的海洋聚落遗址，是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
以东海海岸地区为代表的中部海岸区，主要指长江三角洲和浙江东部至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长江口和杭州湾地区的海洋聚落发展脉络，由于资料和认识的限制，学术界一直无有效探讨。如何突破已有认识框架，寻找和研究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也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
台湾海峡两岸的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研究则较为深入。在这里，贝丘遗址广泛分布于海峡两岸和岛屿之上，学术界一直认为这是探索南岛语族发源的最重要地区。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由于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对这一地区距今6500—3000年左右的海洋聚落变迁有了较系统认识。我们认为，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沿海区域交流和跨越台湾海峡的移居和互动，奠定了南岛语族后裔的高超航海术基础，也使得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化的发达地区。
以南海海岸区为代表的南部海岸区主要指珠江三角洲和北部湾一带。这一区域的史前海洋聚落以贝丘和沙丘遗址为主要特点。在距今7000年以后，这一地区的海洋聚落迅速增加，成为中国史前海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已经发现的位于河口、海湾和海岛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数量已达数百个，已经发掘的遗址都出土了丰富的捕捞工具和海洋生物遗骸，表明当时对海洋的开发利用相当活跃，当时的航海术已经较为发达，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海上往来。新石器时代发生的这些海洋文化，奠定了该地区后来历史时代的海洋文化基础，使得这一带沿海一直是中国海洋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