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权是一种请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基础是支持一方当事人向他方当事人主张请求权的法律规范。无论民事权利的行使、正当权利诉求的提出抑或民事权利的救济，均离不开请求权基础思维。按照发生原因和性质，请求权可分为：人格权法、亲属法、物权法、债法、商法上的请求权等。请求权在诉讼内外均得以行使，并非必须依赖于诉讼。例如，基于买卖合同要求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款，基于租赁合同要求交付占有和支付租金，均是请求权行使的表现。可以说，请求权基础思维已然深入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事业当中。

　　请求权基础思维历史溯源

　　在罗马法中，只有诉权概念，而无实体权利概念，更无请求权概念。此时，事实与规范尚未分开，是诉讼创造权利，而不是有了权利再依据权利起诉。因此，诉权本身就是实体权利的表现，并通过诉讼来实现。故罗马法中的“actio”既表示诉权，也表示诉、诉讼、可诉性以及诉讼行为，还意味着实体权利。

　　在14、15世纪，罗马法逐渐为德国立法所继受，诉权制度也传入德国。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诉权的体系化以及事实与规范的分离，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由于诉权日益实体法化，诉讼法逐渐脱离实体法而独立存在。诉权制度逐渐分解，曾经的风光不再。为挽救诉权制度的颓势，1841年萨维尼（Savigny）在其《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五卷中率先提出私法诉权的学说，认为诉权是实体权利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实体权利的一项权能。1856年，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在其《从现代法的观点看罗马法的诉权》一书中提出请求权概念，认为罗马法中审判保护产生权利，而现代法中权利是本原，审判保护则是结果。德国学者赫尔维格（Hellwig）在其著作《请求权与诉权》《诉权与可诉性》中将诉权、诉讼法上的请求权和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三个概念区别开来。至此，请求权概念与制度深入大陆法系民商事立法，实体法意义上的请求权制度广为流传。与此同时，请求权基础的民法思维亦进入民事权利行使及民事诉讼过程中。

　　传统民事司法主要采用法律关系分析方法。法官查清案件事实后，要查找法律文件，确定可适用于当下案件的法律条文，法学方法论上称之为“找法”。法官找法，容易给当事人留下裁判不公、独断专行、肆意妄为的印象。现代各国民事司法中多采用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这套方法比前者更符合诉讼实际。原告起诉时应说明请求权基础是什么，被告可以进行否认和抗辩，法官则保持中立，居中审核裁判。除了维护法官客观、中立的形象外，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还有其他优点，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方便裁判文书说理，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有利于贯彻处分原则等。

　　请求权基础思维提升我国法治新高度

　　自清末法制变革始，我国继受了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制度。成文法制度强调，凡权利必有其救济之道，否则即为无权利。而权利之救济，首推请求权基础之思维方法，权利人对于侵害、妨碍其权利者，得依法有所请求。请求权基础的民法思维，对于救济权利、恢复法律秩序、训练法律思维、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卓有成效。

　　在法治社会，法律应该成为民事主体行为之基本规范。法律之外，别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这对于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至为重要。市场经济社会就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普通民众赖以谋生的主要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服务）换取他人的劳动（服务）。各种市场要素在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规则的影响下分化重组、优化配置，百舸争流，各得其所。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伴随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商事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我国私法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越来越强。立法脱虚向实，其表征就是赋予私法主体各种具体、明确、可以主张和实行的请求权，为其配置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使其可以依照自身能力和需求，在社会大舞台上自由追求财富，发展个性人格，实现自我价值，构筑有利于自身幸福和社会发展的私法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仅位居世界第十一位；2007年，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多年来，福建、广东和浙江三个东南沿海省份GDP增长均超过了400倍，广东省GDP总量先后在1998年超越新加坡、2003年超越中国香港地区、2007年超越中国台湾地区。没有以市场化导向为主的法律，没有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不尊重请求权基础的民法思维，中国经济发展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灿烂的成就。

　　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继承和丰富了我国私法领域请求权基础的种类和体系，在新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前，请求权基础民法思维在我国立法、法律适用和司法领域均达到了新的高度，必将在新起点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暨东吴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