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在公民层面要求人与人之间仁爱、互助、礼让、宽容。《民法典》第184条即是“友善”价值观融入法律制度的典型，它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亦被称为“好人条款”，其背后是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古老话题。见义勇为等“好人行为”被道德所赞许，亦被法律所肯定，通过制定法为其提供制度保障，可实现法律与道德的良好互动。

　　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贯穿古今中西的恒久命题。20世纪西方法学界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集中展现于哈特与富勒、德富林、德沃金三人的学术论战中，分别涉及：法律与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国家有无权力强制实施道德；规则模式中是否蕴含道德价值原则。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诸子对此也有关注。例如，“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从本质上看，法律与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生成于人类社会，与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经验高度相关。两者既为国家和社会所必需，又存在内在功能上的逻辑关联。一方面，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与道德皆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确保人们遵守社会底线的同时也推动道德传播。当然，尽管法律与道德相融相生，但二者具有天然界限，其功能不能相互替代。正所谓“法律不应当强迫人们去做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立法者可以通过义务的方式强制执行底线性道德，也可通过放任或奖励的方式推行高尚道德，但不能设定远超底线性道德的义务。因此，我们需要在法律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基础上，深入思考道德性立法的限度问题。

　　法律道德性功能的实现

　　立法会将一些重要的道德要求、原则法律化，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使其从价值观念形态转化为实在法规范。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就是无偿施救者免责的法律条文。在当代中国，类似条款则是《民法典》第184条。该条款中的“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是指紧急情况下行为人对遭受困难者予以救助的情形，既包括其遭受不法侵害时，也包括个人危难发生时。该规定减轻了道德救助行为人的负担与顾虑，鼓励人们敢于、乐于见义勇为。

　　一方面，道德性立法使道德构成了法律正当化的重要理由，为法律提供了有益的价值指引；另一方面，立法将道德转化为法律之后，可以更好地发挥道德的价值指示和协调功能。近年来，我国不少省、市地方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促进文明行为以及制止不文明行为，制定了一系列“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这些条例的出台对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推动社会和谐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

　　道德的法律强制须谨慎

　　毫无疑问，法律对于道德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立法推进道德（即道德性立法）是否存在限度？哈特与德富林的论战即围绕此展开。这场论战使人们意识到法律调整不道德行为不是无限的，道德上的“应当”与法律上的“应当”之间还有一段比较大的距离。因此，我们在向法律中注入道德元素时，需要尽量避免法律强制执行道德的风险，不能将所有的道德义务法律化。正如马季佛所言：“法律不曾也不能涉及道德的所有领域。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转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为实现“良法善治”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认识到立法与道德必然产生联系，而且立法必然承载着一定的道德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道德性立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当地融入法律之中，并将道德权利义务转化为法律权利义务。

　　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格外谨慎，“法不强人所难”——法律毕竟不是道德，道德也不可能都成为法律。应当谨慎区分不同类型的道德，如愿望性道德与义务性道德等，以保持必要的道德立法限度，否则会产生“一种道德民粹主义的危险”。道德性立法须以合理且多样化的方式回应社会对于道德强制的需求，并确保道德转化为法律之后，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效果。如此，便能在一种温和、清晰的立法思路下，在有限范围内实施必要的道德的法律强制。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法治引领推动甘肃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