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纵深发展与结构转型，社会变革与技术迭代的相互促进使资本主义呈现出了诸多面相以及多样的资本形态。在20世纪后半期基于计算机、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新帝国主义”“加速资本主义”等成为描述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标识性概念。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等推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数字化对于生产方式的深度渗透似乎进一步分化出了媒介资本、数字资本、平台资本等自我活动的独立资本形态，从而使信息技术生产性运用的数字化维度越来越脱离物质生产领域，成为资本在实际运动中分割剩余价值的支配性力量。澄清资本的信息建构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数字化逻辑及其在批判立场上的根本差异，是揭示媒介技术与资本合谋并制造脱离社会劳动之物化假象的必要前提。

　　资本的信息建构方式及其后结构主义批判策略

　　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加速度发展使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更大比重。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人们使用“媒介时代”“信息时代”来表达这样一种与传统社会“断裂”的划时代意识，即由交互媒介（互联网作为交互媒介的共时性与互动性强化了广播、电视等播放媒介的语言功能）所建构的新的社会现实已经脱离了以蒸汽机、内燃机为发展动力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信息交换的内在结构与意义不但重新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而且越来越有力地主导着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非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重心不断转向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商品的交换越来越依赖个体的社会身份建构与媒介信息交换。媒介信息技术通过新的语言经验与符号自我指涉系统不断塑造着个体在拟仿现实或虚拟现实中的存在体验，建立在个体主体性作用于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以理性主义为中心的现代性理论不断式微。

　　20世纪中期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各种社会理论相互渗透，后结构主义在不同于现代性的基础上为理解交互媒介的构型方式提供了新的概念化社会领域以及符号分析策略。为了激活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对于交互媒介统治方式与权力逻辑的阐释张力，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波斯特将电视广告与鲍德里亚、数据库与福柯、电子书写与德里达、科学与利奥塔两两结合，通过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策略揭示媒介语言对个体进行数字身份建构的实践方式与权力机制，使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心从物质生产转向了信息交换、从生产方式的结构变动转向了现代主体的身份建构、从社会生存条件的阶级分析转向了个体自我建构的符号分析。去中心化、去稳定性的后现代主体与文化政治后果被直接颠倒为交互媒介所建构的现实的社会情境，波斯特对于后工业社会的观察视角从自律性主体的行动转变为资本的信息建构方式，即被交互媒介彻底消解的现代主体的多重化身份在社会空间中的自我建构过程。资本主义媒介技术的权力统治方式与后现代主体的碎片化身份及其抵抗叙事建立起了内在的一致性，对此波斯特指出，他转向后结构主义便预示了信息方式理论的发展，即该理论在映照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置换这一理论。

　　说明交互媒介及其信息技术如何塑造出脱离了对事物表征的、自我指涉的语言系统及其话语权力，构成了波斯特推进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一立场尝试以信息方式的后现代社会语境置换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基础及其与生产劳动、人类解放相关联的总体性承诺。在波斯特看来，两个范畴之所以能够置换，是因为口头、书写、交互媒介等信息方式既构成了人们交往方式历史连续性的分期，又将社会批判的重心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转向了后现代媒介资本主义。波斯特认为，当今文化使“信息”具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然而，如果仅从修辞结构上用鲍德里亚、波斯特等后马克思主义的“符号拜物教”“信息拜物教”置换“商品拜物教”，用曼纽尔·斯卡特、丹·席勒等社会学家提出的“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置换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个以蒸汽磨生产为首的工业资本家社会，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技术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方式就会被掩盖起来了。

　　虽然波斯特试图通过后结构主义策略坚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并且强调信息方式并不是研究信息本身在技术或传播层面的生产、交换与消费，而是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上交互媒介技术的信息方式如何通过塑造新的语言经验对现代主体及其政治权力统治进行重新的构型。媒介技术作为权力技术的统治弥散于全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波斯特在福柯全景监狱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去中心的、匿名的权力关系网络统治瓦解了以社会整体为终极目标、以阶级斗争为革命策略的现代性解放方案，后现代语境中的抵抗表现为流散化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多极化政治力量进行的局部反抗。由于波斯特将信息方式作为置换生产方式的出发点或批判理论的逻辑前提，而不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或媒介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现实起点，因此，信息方式理论虽然试图避免虚无主义后果，却依然滑向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历史基础的消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数字化的资本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策略，敏锐地将技术理性、空间转向、日常生活、符号转向等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相衔接，在阐明当代资本主义诸多面相以及资本形态新变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强调集中于揭示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研究任务。当代社会理论通过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修辞结构的置换，对于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现实展开经验性的描述与分析。然而，在马克思手稿中通常使用的表述方式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作为生产力物质基础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产者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工具、机器以及劳动组织方式的技术变革，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才能现实地发挥作用。

　　不同于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一般社会经济理论或分有现代理性形而上学前提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目标设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都是凭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获得自身确切的表现形式，当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形态的支配性因素时，商品、货币作为资本的职能就仅表现为尚未发展起来的、单纯的抽象规定。就此而言，马克思强调不能按照这些经济范畴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序，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或者在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说明其作为特殊资本形态的形成过程与执行职能。马克思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农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已经充分建立起来的资本形态把握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不同的资本形态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执行不同的职能，从而区分了自身与其他资本形态之间的特殊存在形式。《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将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规律的考察，正是将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一错综复杂的现实总体，反映在以资本的经济范畴转化形式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社会有机体自我活动之中。

　　在马克思生活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媒介传播与信息技术在社会总资本积累中仅作为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生产要素，处于产业资本生产部门的附带性领域。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媒介技术生产性运用之间的相互推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领域当中不断展开信息资本化与资本信息化的双向建构过程。信息的资本化通过媒介传播技术在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中的普遍化，使知识、信息和数据成为能够获取、加工和使用资源以及能够被占有的资产，并且在更加普遍化、抽象化的维度上，使资本成为信息化的支配形式，而数字化的资本形态在社会总资本的积累中承担着特定职能。资本信息化则意味着媒介传播信息技术对于生产方式的全面渗透，使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更加快速、流畅，资本则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大量地涌入对媒介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领域的未来投资。资本信息化意味着，在现实资本的实际运动中作为信息交换执行职能的资本形态能够在社会总资本的剩余价值分配中占有更大的比重。

　　不同资本形态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扮演着一定的执行职能，资本的执行职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决定了社会总资本对于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同比重，并且造成了脱离物质生产、按照个别资本的一定比例分配剩余价值的物化假象。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所呈现出的逆全球化趋势中，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媒介信息技术不断作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深层结构，全球政治经济力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以更加扁平化的方式不断塑造着交互媒介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数字化资本形态。知识、信息以及数据的获取、筛选、整合与转化作为独立的资本形态，成为克服资本过度积累趋势、实现剩余价值加速增殖的核心资源和关键领域。围绕数字结构与数字劳动展开的话语权力竞争，甚至从跨国企业分割、再造国际化分工与全球产业价值链拓展到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战略领域。

　　基于上述时代性的转变，对于资本的信息建构方式的后结构主义批判策略，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说明数字化资本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逆全球化趋势之间的关系。对于拟仿现实及其物化表象的本质批判，需要从信息方式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运动一般规律的本质规定中将交互媒介信息的技术形态、信息资本化的经济形态、个体建构多重化数字身份的政治形态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阐发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当代表现形式。

　　在信息资本化与资本信息化双向建构中，随之展开的是分工合作、产业结构、生产组织形式、媒介技术、劳动技能、知识产权等各个领域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化生产使各个要素、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与作用方式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向着总体运动的有机环节。数字化的资本形态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是媒介技术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合谋”，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质生产与交往方式的发展。如果仅将数字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作为既定前提，便会陷入资本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的外在批判，将各种复杂的数字化表象直接还原到资本逻辑之中，或者将媒介技术生产性运用所带来的社会化生产的巨大进步，仅仅归结为技术本身，而不是自由劳动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社会结合的力量。就此而言，独立的数字化资本形态为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整体性、根本性变革提供了现实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释原则在数字资本研究领域的具体化，要求在社会经济形态的有机运动中揭示出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合谋”的现实条件、特定方式及其运行机制，将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变动反映在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之中。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