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桥头遗址一隅 作者/供图

　　水是文明之源。浙江地区水系发达，河道纵横交织，世人熟知的考古遗址也多在水源附近。考古学家严文明曾说，浙江的遗址名很有内涵：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

　　20年前，浙江省浦江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横空出世，它独特而前所未见的文化面貌，让考古人员既兴奋，又头疼。

　　这就是上山遗址，一个距今1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上山之名

　　20年，对于一处考古遗址来说，时间不长；但对于一个考古人来说，绝对算得上一段漫长的生命体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这位上山遗址的发现者，寒来暑往20年奔波在这块工地上，甘苦尝遍，转眼间已人到中年。用他的话说：“发现上山，是平生最大荣幸。”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渠北村和三友村之间，地理位置在钱塘江的一条一级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河谷地带。浦阳江发源于龙门山与会稽山脉之间，上游形成一个南北短径不足10公里的椭圆形盆地，遗址即处在这个盆地的中心位置。遗址周围地势相对平坦，海拔约50米左右，间隔分布一些或连或断、多平整为耕地的小山丘。上山遗址即坐落在一南一北两个相毗邻、相对高度约3—5米的小山丘上。

　　2000年的秋冬之际，蒋乐平在浦江塘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上山遗址。他说：“正是这条行将消失的古河道，引导我们走向了万年上山之路。”在遗址命名时，还有段“小插曲”。因遗址不远处有个叫“上山堰”的老地名，蒋乐平琢磨着，那就将就着叫吧。但考虑到“上山堰”会让人产生都江堰的联想，不适合称呼一个史前遗址，就把“堰”字去掉，叫上山遗址。

　　2003年，遗址年代测定数据公布后，“上山遗址”的名字正式叫响。2006年11月，在“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讨论会”上，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对上山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予以肯定，上山文化正式命名。

　　上山文化是一种以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为中心分布的、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最古老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10000多年至8500年。上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加炭红衣陶大口盆、双耳陶罐、平底陶盘、石磨盘、石磨棒等器物群。木构建筑、聚落定居亦为重要的文化特征。遗址普遍发现栽培稻遗存，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

　　现已发现19处上山文化遗址，它们共同构成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最新发现的义乌桥头遗址和仙居下汤遗址的环壕、中心台地等聚落特征，反映了农业社会结构的初步发展状态。这种定居特征在上山文化初期就已出现。

■上山遗址出土大口盆作者/供图

　　万年稻作

　　一粒小小的炭化稻，是解锁“上山密码”的金钥匙。

　　上山遗址最受关注的发现，是距今万年之前的稻米遗存，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米。这些稻米遗存最早发现于夹炭陶片中。上山先民将碾碎的稻壳及稻叶掺和在陶土中，用于制作陶器。

　　2020年11月12—14日，“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会议认为，稻作起源研究是上山文化的核心内容，上山遗址发现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是迄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新的研究表明，在上山文化的分布区域，从大约30000年前开始，就存在野生稻分布，这为稻作起源研究增添了关键性的一环。

　　上山先民在采集狩猎活动的同时，具备了对周边自然生长的野生稻资源利用的条件。以浦江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是对世界农业起源认识的一次重要修订。

　　植物考古学家认为，上山稻米兼具驯化和野生的双重特征，是最古老的栽培稻。上山人是世界上第一批从事稻作的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提到，古人的耕作行为最初仅是为了提高植物的产出量，而不是为了改变植物的生物特性和形态特征。从农业起源来看，只有上山遗址具备所有早期农耕生产的考古证据，这是上山遗址的特殊之处。

　　“上山遗址既是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起点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特色形成的起点之一。”赵志军认为，起源于中国的稻作农业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程，逐步形成了特有的稻作农业体系，包括农耕生产技术、谷物加工方式和文化传统，这种体系或许可以称为稻作文化甚至稻作文明。

　　研究表明，上山稻米驯化和栽培的特征十分明显。首先，稻壳中保留的部分小穗轴出现折断痕迹，不同于野生稻谷粒自然脱落的平整离层。其次，陶片中稻叶、谷壳并存，是“割穗”收获的伴生现象，已然不同于野生稻的“敲打”“摇落”收获法。高倍显微镜发现的微痕显示，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片石器等器物上，发现禾本科植物的痕迹。有理由认为，这些石器是水稻收割工具。最后，实验室分析表明，上山文化时期双峰型植硅体已有27%被判断为驯化稻，扇形植硅体也为同样体现。

　　蒋乐平提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起源地，只是一个总体判断。就过程的复杂性而言，稻作农业不会在这一广大区域同时发生，更可能是在一个小区域内率先出现，然后在地理气候环境条件相似的区域内传播发展。从年代测定及文化单纯性的角度看，上山文化早期遗存比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体现出更多的原始性。作为独立河系，钱塘江是研究稻作农业起源最值得关注的区域。

　　村落定居

　　“远古中华第一村”，是严文明对上山遗址的定位。可以说，上山文化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

　　研究表明，上山文化是亚洲大陆东部迄今发现的最早告别洞穴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南岭地区，陶器和磨制石器更早出现，但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尚未摆脱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季节性改变居住地点的洞穴生活方式。定居或现代意义上的“村落”，第一次出现在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蒋乐平提出，最早“村落”和最早“稻作”的结合，不仅是上山文化的特征，而且是上山文化形成的原因。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类从山地洞穴向平原聚落迈进，第一个落脚点是河流上游以河谷低丘为地貌特征的“盆陵”地区。“洞穴”迈向“盆陵”的驱动力，是稻作的发明。在远古时代，一些人群发现并意识到稻的食用价值，有目的地来到水稻资源更丰富、土地更肥沃的“盆陵”地区，稻作于是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在谈到上山定居与世界其他地方有何不同时，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说，上山的特殊之处在于“定居和稻作起源同时发生”。放眼全球，近东地区距今24000年前就存在定居聚落，距今13000年左右已发现规模较大的石头房屋建筑，比当地农业栽培早了几千年。中美洲则恰恰相反。中美洲最早的玉米栽培可追溯到距今7000—6500年，但定居村落的出现大约在距今5000—3800年。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定居与农业的出现均相距甚远，而上山则是同时产生，“远古中华第一村”名副其实。

　　伦敦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傅稻镰认为，上山文化遗址同今天的村落或新石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是很小的，但同旧石器的社群规模相比，简直就是飞跃式的巨大转变。定居社会是新石器革命的根本性标志之一，长江中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从上山文化开始，此后持续发展，并最终催生了文明的产生。从全球视野看文化变迁和人类生态意义上的转变，上山文化无疑是新石器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

　　上山文化聚落群是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为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探索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蒋乐平曾笑言：“我估计要在上山干到退休了。”人生倏忽百年，他能为学界、为他自己找到这条“上山”之路并一直走下去，无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