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在“国家”治理的落点上，它当然指向基于国情的特殊性；但就“现代化”的目标取向而言，它既有国家个性，也有国家间的共性。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起点提出的一个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是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长远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极大增强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近年来，以基层社会智能平台建设（比如智慧街道、智慧综治）为重点、借力信息科技实时动态获取社会状况和精准配置管理力量为特征的技术治理革新在全国涌现，并且开始释放治理效能。
作为国家建构质量的关键性呈现，国家秩序图景包含秩序形塑过程与秩序实际样态两层范畴，是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主观性与实践客观性的叠加。它反映的是“利维坦”在生活世界中得到“文明”安顿的制度化能力和心理—文化的认同能力，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国家秩序图景与国家治理结构的选择紧密相关，且伴随着国家建构路径的不断调整而呈现出差异性。这之中，存在着未来的或然性或不确定性。对此，需要在不断发展的新背景下有更细致的理论省思与实践导引。
科学不确定性与“无知”问题的凸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础。其现实表现是，在日益激烈的科技论争与社会冲突中（例如针对转基因、核电等议题的论争与冲突），政府管理部门尚未寻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而陷入了治理困境。在此情况下，公共行政应当如何因应科学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而维系其合法性，成为一个有待解答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科学理性与技术治理范式在科学不确定性背景下已经面临“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实现“理性”的重构，为公共行政实践寻找更为稳健的知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公共行政模式的变革，通过专业理性与民主价值的调和赋予其新的合法性。
西方公共行政通过在政府的治理分工中逐渐承担合理性（管理主义）角色，中立有效地执行决策和提供公共服务，确立了自身的学科合法性地位。在20世纪后期西方的私有化、市场化运动和企业型政府改革中，市场逐渐替换了公共行政的合理性（管理主义）角色，进而否定了政府的治理功能，形成市场至上。其实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公共行政的治理角色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市场至上否定公共行政治理角色的预设已经没有了对象，但直至黑堡学派在论证中给予公共行政新的治理角色以合法性，才明确回击了市场至上对政府治理功能的破坏。
在我国政府机构的运行中，文件与会议数量多是普遍现象。据调查，64%以上的公务员每天花在文字上的时间为2—3小时，各级领导参加会议的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1/5至1/3，同时会议的数量也随着层级的下降而逐渐上升，政府运行过程中甚至“无时不文”“无日不会”。“文山会海”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现象层面的描述，即文件与会议数量太多，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而另一种更深层的含义是，数量繁多的文件与会议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因而绩效不高，这使得这一现象成为“问题”。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以“渐进式变迁”为基础。这种变迁的发生，以政策调整而非体制改革为基础。所以，要理解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过程，关键是理解我国的政策过程逻辑。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兴起，我国涌现出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热潮。早期的政策执行研究更多关注政策执行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政策执行研究的一些共识性框架。其中，公共政策执行变通研究成为政策执行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建立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需要的新型现代化。作为政策执行和政府治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末端环节，行政执法的运行效能既影响政策执行效果和政府效率高低，也事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状况的好坏，还与公民权益保护和市场秩序维护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