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
2017年05月23日 10: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作者:李天道 魏春艳 韩仪 汤凌云 刘启涛 王琨 李骞

  编者按:“中华美学精神”栏目已经推出了半年,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支持。值得欣喜的是,不断增多的来稿中,既有老一辈学者的新作,也有中青年学者的力作;既有对中华美学经典问题的再探讨,也有对当代少数民族原生态美学的新研究。这些论作不但丰富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也有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

  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唐代魏征在总结南北朝文学时曾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可以说,对地域文化与文学和美学关系的关注,是中华美学的重要内容。四川师范大学李天道教授和魏春艳副教授研究了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和美学精神。他们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受到巴蜀文化中通达开放的地域文化心态的影响,从而蕴藉着一种开放的美学精神。巴蜀人求新逐异的精神和淳朴厚重的民风,呈现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则表现为一种既务实求真又开拓创新、机敏灵活的美学精神。西南地区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使得司马相如赋作中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敢想敢为、敢于创新求变的进取美学精神。而司马相如凭借大胆冲决的精神,以赋作的艺术方式,成为时代美学精神的艺术代言人。

  在孔子眼里,“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不难发现周代对孔子本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因此,研究有周一代之美学,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并确立“一代自有一代之美学”的观念。国家开放大学韩仪教授研究了周代的诗学思想及审美标准。他认为,周代社会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借用诗文表情达意,在国家治理以及由其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判断上,也融入了诗性思维的光辉,体现了诗与思结合的鲜明特征。通过对周代诗学及美学思想的内容层面、情感基调、内在情与外在礼的调和统一、文与质的完美结合等方面进行阐释,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特色审美经验的温润中和之美、深情诗意之美,以及文质彬彬、美善统一的君子品格风范之美。

  “意境”是一个富有中华文化底蕴的审美范畴,也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类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美学范畴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古今和中西的交融中,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概念。湖南理工学院汤凌云副教授研究了意境的创造原则及其审美特质。他立足中华美学传统,通过概念史的梳理和分析认为,“意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其创造依赖外物的触发,也以审美心境为根基,要求对美的事物有独到的发现眼光,对平凡的存在有真切的感悟和体验,应当遵循心源为炉、境心相遇的原则。而“意境”的审美特质有三:其一,境生象外。其二,境与意会。其三,形上意味。这种审美特质使其具有永不磨灭的人文价值,值得弘扬与传承。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增强凝聚力的有效方式。因此,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研究也应当包括对命运共同体内各民族的美学进行研究。山东大学博士生刘启涛、云南民族大学王琨讲师和云南民族大学李骞教授研究了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的原生态美学精神。他们认为,大山、森林与河流是四川大凉山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理风景,也是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中最常见的原生态意象。这些原始物象在文学地理学之光的烛照下,投射出流动的“地气”,彰显了丰富的文化基因以及质朴的生态美学精神,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边缘活力。这种创作现象融汇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与文化中,丰富了当代中国诗歌的精神谱系。

  司马相如赋作的地域文化心态与美学精神  李天道 魏春艳

  论周代的诗学思想及审美标准  韩仪

  论意境的创造原则及其审美特质  汤凌云

  论当代大凉山彝族汉语诗歌的原生态美学精神  刘启涛 王琨 李骞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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