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资料图片

　　西学影响下的晚清汉学流变，是中国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今人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和思索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视角。

　　经世致用：汉学与西学汇通的津梁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种基本精神和重要传统。嘉道以降，清朝的社会、政治危机四起，经世之学又开始为士人所提倡。虽然首先揭櫫“经世致用”大旗的常常被认为是今文公羊学家如魏源和龚自珍等，但实际上，经学中的其他学术群体中都有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其中也包括汉学家。汉学家主张经世致用，一方面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学派弊病的清醒认识，如礼学成为晚清汉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就是因为礼学具有经世功能，是考据与义理——汉学与宋学的最佳结合部；另一方面也是汉学家对西学再次传入的一种反应。

　　事实上，正如史革新所言，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汉学作为经学的一支主流学派，“仍然以强势状态存在，有着颇具规模的学术群体，学术成就也不逊于乾嘉学者”。此时，汉学面对“变局”，已经开始与西学在经世致用的旗帜下汇通，不断掀起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思想浪潮。

　　洋务实学：西学助推汉学学风转变

　　晚清西学的传入，使得汉学学风开始发生转变。一些汉学家注重经世致用，能够汉宋兼采，成为洋务实学兴起的中坚力量。洋务实学是曾国藩等洋务派大员和洋务思想家们面对西学大规模涌入而提倡的思潮。它以学习西方技术，兴办洋务为特征。“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的冯桂芬（1807—1874）是著名的洋务思想家。他在《收贫民议》中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冯桂芬把“古先法”与“蛮貊法”并论，以“善”这个“实用”的标准为尺度，来决定对“法”的态度：“斥”或者“师”。一方面，正如张岂之和陈国庆所指出的，这种做法可以看作道德观念的革新（毕竟，“蛮貊”都可以“师之”）；另一方面，这又是对汉学尚古学风的一种反动，是一次治学观的革新。因为如果“古先”之法“不善”，也要“斥之”。汉学家冯桂芬的引“洋器”、习“西技”和“采西学”等主张，成为洋务实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宗宋学的曾国藩（1811—1872）在洋务运动中为汉学家研治西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曾国藩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颇译泰西科学书，其算学名著多出于善兰、蘅芳手，自是所谓‘西学’者渐兴矣”。汉学家李善兰（1810—1882）早年从陈奂授业，“与训诂词章虽皆涉猎，然好之终不及算学用心之笃”。咸丰初年，他到上海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书籍。在《谈天》的卷首，李善兰写道：“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种治学态度显然不同于传统汉学“宏览群经”的纯文本考据。李善兰等洋务思想家主张用最新的事实作为证据，以科学的道理来理解世界，这无疑是对汉学埋头故纸、“依经为训”家法的背弃，初步具有了科学精神，是西学助推汉学学风转变的重要体现。

　　比附西学：汉学与反汉学阵营的共同路向

　　甲午战争注定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瞩目的焦点。一向傲气十足的天朝上国却败于名不经传的“蕞尔小国”。时人的反思矛头除了指向洋务政措，还指向了中国传统学术。“外人所持者兵甲之坚，科学之利，此非研经铸史考订词章所能为也。”汉学所固有的这种积弊，将自己推向了被挑战的境地。在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中，康梁新学呱呱坠地，直接威胁到汉学领地。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孙诒让等汉学家走向历史的前台，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展开了一场政治和学术混杂的激烈论战，比附西学成为两大阵营的共同路向。

　　汉学家们主张学习西学，甚至融会中西，来维护传统汉学。王先谦对待西学很开明：译学、工商、工艺、“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是应该“讲”的，即使国家提倡、督抚试行、绅士附和也并不为过。孙诒让作《周礼政要》，以《周礼》为纲，西法为目，以西制比附周制，力求挖掘《周礼》与西方制度文明的“相同”之处，试图在西学和儒经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周礼》得以涂饰上一层文明富强之源的“新鲜光彩”。汉学家们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一方面又比附西学，试图使汉学所治经书显露近代意蕴，以便于长存于世。

　　不过，汉学家学习研究西学是有原则和规范的。他们决不容忍康梁新学那样随意比附、任意杂糅中西之学。叶德辉指出：“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之说。”张之洞认为，面对西学的强势输入，要想保住汉学阵地，不对西学做出一点反应自然不行，但像康梁那样将公羊学与西学强行嫁接，则无异于是自掘坟墓。在西学的影响下，汉学的“为敌者”，或怀疑汉儒所治经典的真伪，或将裁判儒经的权力交给西学，彻底毁弃汉学经典的神圣性。这样，汉学堡垒的核心——经学阵地就面临被攻陷的危险。

　　国学与新史学兴起：西学助力汉学“涅槃重生”

　　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的近代新学，“欧化”倾向泛滥，在学术文化层面上加深了民族危机，国学思潮因而兴起。擅长“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的汉学，正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西学的影响，处于国学风潮中的汉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了。从研治内容和研治风气来看，汉学已由专注治经转向治史及诸子学和西学，学风也由考据为本转向考据兼顾求实。从治学方法上来看，汉学已经集学界基本方法（考据、义理和西学）于一身。一些汉学家吸收、借用西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从学术地位来看，汉学正统地位不保。曾经被供奉于神坛的儒家经典成为可以被客观研究、对比审视乃至批判指摘的对象，经学独尊地位丧失。“五四”以后，经书转为古史资料，经学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学组成部分之一的“新汉学”，恰恰成为传统汉学的绝唱。

　　汉学余韵除体现于国学领域外，还得以续存于新史学中。这一局面的出现与西学更是密不可分：一方面，章太炎、刘师培综采中西治学方法，复兴诸子，批判经学，将儒经变为考察古史的资料之一。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凭借自己深厚的史料功底得以很快转换角色，变为新史学中的史料学派学者。另一方面，20世纪的中国学界从西方引入了整套科学体系，科学的严谨学风为史学界考证巨子所继承（如王国维、陈垣等）。诚如王学典指出的，凭借着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实证精神，历史学很快成为现代中国最为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这样一来，曾经作为清代“学阀”的汉学实现了“涅槃重生”，为复兴中国学术、重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和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生增强‘四个自信’的路径研究”（17JD710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