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广泛争论，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事件。顾彬的文学研究之所以形成一个话题，不仅在于其鲜明的观点，更在于其背后体现的文学史观。这是一种异质文化与中国传统及现代的对话，其间交织着中西、古今、文学与非文学的维度。顾彬的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怎样的具体洞见，而在于打开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叙事空间，启发我们从不同视角反思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然而，由于顾彬本人西方立场的偏见和对中国文学生长环境的隔膜，其文学史观叙事不可避免存在各种误解乃至谬误，这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和反思的。为此，本专栏特约几位专家对顾彬文学史观进行评析，希望在对话和辩论中澄清文学史观，推动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陈剑晖教授剖析了顾彬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三个标准和参照系：一是欧洲的经典作品，即世界性参照系；二是外语水平；三是语言的驾驭能力。顾彬试图从语言、形式和个体精神三方面叙述中国当代文学，但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异质化文学，所以他找不准方向，更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评价尺度和依据。当然，也应看到，顾彬的“现代性叙述”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亦有借鉴作用。

　　罗振亚教授认为，顾彬秉持的“世界性眼光”的实质，是用欧洲的标准、经验和审美来要求中国当代文学。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因西方中心思维作祟，在不自觉中贬低了20世纪中国文学，并存在大量的“误读”和“偏见”。它在屏蔽一些作家作品的同时，对另一些作家作品的阐释为后来者的再解读构成遮蔽。但顾彬以“世界性”眼光看待、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又暗合了中国文学持续发展的需求，问题的关键是要澄清世界文学的本义。

　　贺仲明教授揭示了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几方面的不足：其一，它存在史学资料上的不足，在文学史和历史知识上存在讹误，也未能全面完整地梳理文学的发展历史，并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选择和价值评判；其二，它存在西方中心的文学史观特点，几乎完全按西方文学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学，部分论述也缺乏清晰的逻辑性。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作为一部文学史所应有的全面和客观。

　　刘毅青研究员认为，顾彬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鲜活现象置于僵化的西方现代文艺观念框架下进行评析，认为现代小说应去除故事性和增加哲理性，这事实上消解了文学自身的特性。从文学史来看，文学的各种文体是互相交融发展的，各种写作观念也可以并存。由于狭隘的文学观念，顾彬的文学批评显得缺乏合理的根据。

　　期待我们的讨论能引起对于文学史观叙事的理性自觉与反思，以便在对话中重构我们理论探索的自主性，真正推动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走向世界。

　　剑走偏锋与理解之同情——评顾彬的文学史观

　　作者陈剑晖，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州　510006）。

　　“世界性”眼光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作者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沙上筑塔，岂可安稳——简评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作者贺仲明，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632）。

　　狭隘的文学观，悖谬的文学批评——顾彬中国文学批评商兑

　　作者刘毅青，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研究员（绍兴　3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