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从梁启超1922年写下《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开始算起，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及学科，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了。自此以后，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著作。以分期来看，1949年之前最具代表性的是萧公权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1949年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泽华领衔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两部作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高水准研究。这两部作品尽管各具特色，但大体上代表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流研究路径，其基本写作方法是以主要思想家的著述为基础，根据这些著述的主题分列篇目，进行综述、诠释与评析。

　　萧公权的学术背景是政治学，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有一个篇幅很长的高水平绪论，以说明他在宏观上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解。但在具体讨论政治思想时，他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即以人物为主，根据其著述分列篇目进行综述、诠释与评析。以孔子为例，萧公权除了介绍“孔子之身世及时代”，其余分别从“从周与正名”“仁”“德礼政刑”“君子”“大同小康与三世”五个方面加以论述。萧著的特点是先介绍孔子说了什么，然后分析孔子为什么这么说，最后再给予扼要评论。

　　刘泽华的学术背景是历史学，他领衔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共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个部分。该书有的章节以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与思潮为主，有的章节以特定思想流派或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以先秦法家为例，第一卷第六章第五节以《商君书》为主题，包括“商鞅与《商君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耕战思想”“法治、利出一孔和弱民论”“结语”五个部分；第六节的主题是韩非的政治思想，具体论述分为“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君利中心论”“势、法、术与君主绝对专制主义”“抑制重臣”“重本抑末思想”“言轨于法，以吏为师，禁绝百家”“结语”八个部分。在写作风格上，刘著基本做法是根据《商君书》和《韩非子》的论述主题，分门别类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论述，再借助从两部典籍中摘取的原文作为佐证材料。

　　上述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最大的特点是能让读者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变迁的脉络，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知识地图”。但这种路径和写法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这些作品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史本身，而较少讨论政治史。离开了对思想生成时期政治史的全面、系统而深入讨论，往往很难理解嵌入在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其次，这些作品的重点是对经典思想的诠释，但反思往往不够。这些作品在论述大思想家思想时，一般遵循较为固定的格式，大体上以“原文引用—原文诠释—作者意图分析—简要评述”为主，缺乏系统、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再次，这些作品往往只基于中国古代政治的限定条件来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但问题是，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思想史兴趣，当代的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一定需要某种现实意义作为支撑，否则将会对大部分非专业研究者丧失吸引力与影响力。

　　那么，该怎么办呢？笔者认为，一种新的可能的研究路径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社会科学化。这种研究路径需要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来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文本进行全新的解读，并基于严密的逻辑推导来进行反思。具体而言，可以尝试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对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这一分析框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文本解读，二是逻辑反思（见表1）。

　　考虑到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思想不仅起源较早，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这里以先秦时期儒法道三家的政治思想——代表先秦儒家的《论语》《孟子》、代表先秦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以及代表先秦道家的《道德经》《庄子》——为例，展示这个分析框架的特点。

　　在文本解读层次上，首先，需要分析三大流派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些思想家身处春秋战国时期，正面临中国政治演化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周的制度趋于土崩瓦解，诸侯之间面临着长期冲突与战争，诸侯国内还面临着君主与贵族的权力角逐，到了战国晚期更是迎来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国家呼之欲出的局面。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与哲学家面对的是同样的政治大变局，但儒家、法家与道家的问题意识却是不一样的。其次，既然面对这种政治大变局提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在理论上解释这些问题呢？许多古代思想家在论述问题时，结构是较为松散的。而借助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思想家们各种或系统或零散的论述可以被总结提炼为他们关于重大政治现象的因果关系解释。实际上，儒家、法家与道家在这方面的差异也很大。再次，仅仅对政治现象提供理论解释是不够的，思想家与哲学家还要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三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提出了一套关于如何改善现实的方案与方法，并且努力向整个社会——特别是手握大权的君主们鼓吹与推销自己的解决方案。最后，还需要讨论儒家、法家与道家的理想社会模型。需要看到，不同思想流派对何谓理想社会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在逻辑反思层次上，首先，需要关注儒家、法家与道家各种具体观点背后不同的人性假设。基本人性假设或者人性论，对任何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要想理解这个世界，要想给这个世界提供政治解决方案，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这就关系到基本的人性假设。儒家、法家与道家政治理论的分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秉承的不同人性论。其次，可以解构儒家、法家与道家的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假设。比如，就英国普通法传统来说，个人及其权利被置于较为崇高的地位，政治权力的扩张和对个人的干涉是需要充分论证的事情。这意味着，在近代英国传统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个体拥有某种优先位置。那么，儒家、法家与道家分别有着怎样的个体与群体关系假设，这种假设又如何影响基本的政治观点呢？一个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可以对此进行剖析。再次，可以分析为什么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学说能广为传播并流传后世。要知道，中国先秦思想界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为什么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政治理论主宰或支配了后世中国人的观念世界？这大体上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这三个思想流派的政治理论与哲学思想本身，二是这些思想流派跟特定社会或时代诉求的匹配性。最后，还必须系统检讨和反思儒家、法家与道家政治理论中的逻辑问题。儒家、法家与道家在提出问题，提供理论解释，提出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构想理想社会模型时，其论述是合乎逻辑的吗？如果存在着逻辑问题，这些问题是什么？总体上，就这三大主流思想流派而言，法家的逻辑性略强一些，儒家和道家的逻辑性更弱。当然，即便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亦不能简单否定一个思想流派的学术价值。

　　总之，可以用新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先秦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解读和剖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理论，就有机会跳出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诠释为主的路径，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