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竞相宣布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纷纷加入社会党国际，成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庞杂来源中最为壮大的一支力量，拉美民众主义的理论观点也成为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拉美民众主义之所以会选择与社会民主主义联姻，是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选择，深层次原因在于二者纲领和立场的紧密契合性及拉美民众主义纲领的非制度性特质。

　　发生于经典民众主义时期

　　20世纪初，民众主义在一些相对发达的拉美国家出现，至今依次经历了早期民众主义、经典民众主义和新民众主义三大发展阶段。虽然在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民众主义出身的政党属于支柱力量，但拉美民众主义并不必然与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系，二者的联姻是特定时期的政策选择。

　　在拉美民众主义的三大发展阶段中，早期民众主义纲领并不成熟，加之20世纪初期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也处于颠沛不稳的状态，因而拉美早期民众主义并未与社会民主主义发生直接的交集，二者真正接近和结合发生于经典民众主义时期。20世纪30年代，在拉美国家由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向进口替代战略转变的过程中，经典民众主义兴起，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秘鲁的阿普拉主义、尼加拉瓜的桑迪诺主义等。这些民众主义政党的观点与当时积极倡导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社会民主主义愈来愈接近，最终汇入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之中。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民众主义兴起，典型代表有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的新兴左翼政党，这些政党以替代传统左翼的激进新左翼形象出现，它们并不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来命名自己的理论，例如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可见，拉美民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联姻是经典民众主义时期出现的历史现象，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而且纵然是经典民众主义政党也不全都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譬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经典民众主义的典型代表，但庇隆所创建的正义党却是“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的成员。

　　改良主义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相吻合

　　民众主义产生于拉美特有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周期性动荡局势之中。社会的动荡引发了民众对现有政权的强烈不满，上层阶级和军队中持不同政见的集团致力于改变自身在转折期的“地位不一致”（status incongruence）状态，而推举克里斯马（charisma）式民众主义领导人来调和各阶层利益，实现多阶级的联合。经典民众主义所强调的多阶级联合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和核心的，而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具有很大的摇摆性，民众主义政党的这种阶级定位决定了不可能彻底打破资本主义体制，最终只能沦为改良主义政党。事实也证明，大多数民众主义政党是通过选举的方式上台执政的。20世纪后期产生的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民众主义立场比较激进，但其领导的第五共和国运动也是通过资本主义议会选举的方式获得政权，主张的“21世纪社会主义”虽带有进步色彩，但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改良主义思潮、运动和制度模式，拉美民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立场上的一致性是二者联姻的前提。

　　政策纲领与社会民主主义高度契合

　　尽管国内外学界在拉美民众主义研究方面存在诸多分歧，但仍能达成以下四点共识，民众主义的这四点共识与社会民主主义高度契合，是二者结合的必要条件。第一，拉美民众主义认同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属于本国左翼政治力量。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政治光谱上也处于中间偏左位置，尽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政党阶级定位方面与拉美民众主义略有分歧，但也认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致力于阶级调和以谋求更多的选民支持。第二，拉美民众主义主张扩大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与二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所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念是并行不悖的。第三，拉美民众主义倾向于推行扩张性经济政策和福利性分配措施来获取民众支持。众所周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会在20世纪后期高歌猛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福利国家的构建，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显著政策标签。第四，拉美民众主义奉行反帝反殖的对外政策，积极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党国际愈来愈关注亚非拉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和声援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运动成为历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议题。正是因为拉美民众主义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政策纲领方面高度契合，所以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党国际向拉美民众主义政党抛来橄榄枝时，二者的联姻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实现主义需依托于稳定的国家治理理论和模式

　　拉美民众主义是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产生之初具有政治动员性特点。美国颇具盛名的拉美问题专家库尔特·韦兰德（Kurt Weyland）就把拉美民众主义定义为一种最初靠领袖的个人魅力来谋求最大规模民众支持的政治策略。然而，这种急剧转型期产生的短期动员政策是粗糙的，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正如荷兰学者尼耶克尔克（A.E.Van Niekerk）所言：“在社会变革带来的‘环境压力’（结构功能主义的术语）太大，政治体制不能消化政治的‘输入’时，政治的‘输出’便以一种‘粗鲁的’、未经程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政治表现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或者说制度外的行为。”拉美民众主义政党产生之初，可以凭借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暂时掩盖自身理论取向的不稳定性与模糊性，但是当获得政权后，必须对先前粗线条的、带有强烈激进色彩和政治动员性的纲领进行调整，因为治理国家需要的是一种稳定性和制度化的理论和模式，这样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和民众的长期支持。于是，摆在拉美民众主义政党面前有两种选择方案：一种是丰富创新和系统化自己的理论纲领，另一种是寻求与自身观点和主张相融洽的既有理论和治理模式。第一种方案挑战性强且前途未卜，第二种方案成本低且可预见性强。因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的民众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是其褪去激进色彩，建立制度化治理模式的一种理想选择。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