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以来，世界形势波谲云诡，“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弊病。以吉奥乔·阿甘本、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学者聚焦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不正义与结构性矛盾，重新燃起对共产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以全新的理论视域阐释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与实现途径，寻找新的政治主体，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在欧洲上空游荡，激励着当代无数人为实现自身的解放而不懈斗争。
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东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西方左翼深陷无助、迷茫和忧郁之中。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揭露出西方发展模式的固有弊端，“占领华尔街”等大规模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合法性产生猛烈冲击。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的内部危机，资本主义正滑向普遍的野蛮、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深渊。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种族歧视与压迫、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加剧及其引发的极端自然灾害等现实问题，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困境，包括剥夺性积累的不可持续性、自我调节的手段逐渐失效、反生态本性以及所谓资本主义精神的“普世”光环愈益褪色。更多的普通民众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迷梦中惊醒，采取积极行动，以街头政治的形式进行抗议，并主张以革命性的方式改造现实的生存世界。
西方左翼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共产主义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危局中复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共产主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致力于理解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共产主义观念”大会于2009年在伦敦、2010年在柏林、2011年在纽约、2013年在首尔召开，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当代西方左翼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构想共产主义方案，推出形形色色的“新共产主义”学说。阿甘本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生命”为原则的“政治共同体”。在巴迪欧那里，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政治领域或革命政治领域观念的代名词”，指向一种“永恒”的观念和“不变量”。“共产主义假设”意味着以纯粹的平等原则反抗各种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观念，构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集体生活方式。齐泽克强调，共产主义是关于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是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仅仅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还必须和21世纪的政治经验相结合，在历史现实中赋予其实践紧迫性。
尽管这些学者关于“新共产主义”的主张存在着理论分歧，但他们对共产主义怀有极大的激情，认同和肯定共产主义的现实意义，认为共产主义实践虽然经历过挫折和坎坷，但共产主义观念本身依然具有生命力，并不会因为外在情势的变动而失去内在的进步性和可行性，能够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抗衡。按照约迪·迪安的说法，尽管共产主义遭受着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食利者资本家的诋毁和污蔑，但新共产主义的认知视野并未消失，仍然鲜活地指引着人们。一种新的共产主义之势正在逐渐形成，先进的人们应当鼓起勇气告别左派忧郁症，使得共产主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展现出来。换言之，西方左翼学者不必再以文化和艺术的方式来彰显自身的诉求，而是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直面政治地位和经济要求问题。
寻找新的政治主体
在信息网络技术和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在形塑西方政治主体时倾向于主张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以主体的异质性对抗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比如阿甘本所指认的“剩余之民”，也即以赤裸生命的状态寄存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活死人”（包括穷人、无权者等）。他们的生命遭到弃置，被排除在本应受到保护的空间外，被各种“至高权力”（命令、禁忌等）和“例外状态”（政治失序、法律被悬置等）掏空价值。巴迪欧强调，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断调整和改良自身的历史阶段，应当尽可能地扩大主体的数量和范围，突破阶级、民族和性别等界限，从而聚集反抗力量的最大公约数。齐泽克认为，现今反抗资本主义的主体是那些“被排斥者”，包括弱势群体、移民、穷人等。资本主义对“共同资源”（语言和交往、知识产权、自然资源和管理形式等）的无休止圈占使得作为主体的人沦为无法参与和共享社会关系的抽象主体，人的本质的丰富社会关系也被抽离殆尽，导致人类的存在走向普遍的“无产化”。朗西埃将“无分者之分”作为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无论是古代的穷人还是现代的无产者都属于“无分者”，也即无名无分的底层广大民众（包括无国籍者、难民、流浪者等）。他们尽管处于阶级“分母”之中，实际上却处于无权状态，不被计算在共同体之内，并不拥有实际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解放政治就是要使“无分者之分”能够被看见、理解和确证。奈格里和哈特则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基于“资本主义正在向帝国转变”的判断，认为“诸众”才是反抗和颠覆帝国的主体。“诸众”指向深受帝国剥削的、居无定所的具有流动性的民众，突出特征便是“多”，它由社会生产的各种形式构成，是保留着社会差异的集合。
其他学者如约迪·迪安则提出，在交往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的主体是“剩余之人”，也就是“被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化的人，为了非常富有之人的享受而被剥削、榨取和征用实际活动和交往活动产生的人”。包括从事无薪劳动的、失业的、未充分就业的人群。埃里克·赖特则更加关注集体行动者的生成逻辑，在赖特看来，行动者是基于认同、利益与价值三重因素而采取行动的。当然，行动者也面临着生活世界的私人化、阶级结构的碎片化、认同来源的多元化这三大挑战。但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团结这三组核心价值能够将广大民众相联结，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削弱资本主义。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环境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一概念指向“广泛的、反对生态退化和社会剥削的劳动者的统一联盟”，以此在灾难资本主义的生存现状下担负起领导生态革命的使命。伊莎贝尔·加罗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她以劳动力为中心重塑共产主义政治，关注赢得工人阶级的权力和实现工人对生产方式控制的目标。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意识到，在后工业时代，西方整个社会走向一种“普遍异化”状态，劳动者遭受着资本主义的“总体吸纳”，社会阶层构成更加复杂多样，无产者具有更加差异化的内涵与身份。总体而言，“新无产者”或者说新的政治主体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抛弃妥协倾向的激进性；普遍化的“被排斥者”的集合；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或者说共同体意识。西方左翼学者寄希望于新的历史“剧中人”和“剧作者”，变革充满病态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启共产主义的新图景。
斗争策略
西方左翼学者积极主张开展社会运动，立足于现实状况，创新斗争形式。正如布鲁诺·波斯蒂尔所强调的，共产主义不是在纯粹思辨的游戏中产生的一种观念或假设，而是具有实际性的运动。具体而言，巴迪欧认为，需要超越身份的特征属性，组织小规模的地方政治实验。齐泽克则认同列宁敢于制定革命策略的精神，强调政治行动的力量。奈格里与哈特强调以更加民主的网络组织形式，实现“诸众”的抵抗与斗争，在资本占有逐步达到顶点之时，组织群众运动争取对共有财产的占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左翼学者认可组织的重要性，但往往忽视了政党形式。比如巴迪欧和齐泽克等学者对政党形式持反对态度。巴迪欧认为，传统的政党形式不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齐泽克指出，基于政党形式的左派斗争带有宗派主义色彩。
不同于巴迪欧和齐泽克，约迪·迪安突出政党的必要性，在她看来，只有先锋政党才有能力以革命的眼光来制定策略、计划和安排。“在数字资本主义下，个体的反抗、抵抗、文化生产和意见表达等行为，无论多么鼓舞人心，它们都很容易被全球媒体网络的循环内容所消化。这些抵抗不能扩散，不能持久。”也就是说，“原子化”的无产者难以抵抗资本逻辑的吞噬。只有政党（由无产者组成的先进性政党）才能将对正义的承诺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此外，约迪·迪安还强调了政治归属感的意义，而实现归属感的方式是通过同志（comrade）的形象。“同志”一词显示出一种平等主义的视野，“同志这一术语标示了一种政治关系，是对朝向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的一系列期望。它突出了站在同一阵营的人的共同点——抛开分歧，同心聚力”。巴里巴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千疮百孔却依然存活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共产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是共产党人。
总体而言，大多数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关于“新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局限于哲学阐释，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色彩，流于乌托邦式的思辨，无法提出具体的行动策略。更多强调主观意志而非客观必然性，忽视了物质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无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歪曲式地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陷入一种非历史的、狂热的激进构想之中。尽管如此，西方左翼学者重新激活共产主义话语的创新性努力，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洞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反抗资本逻辑的统治、拓展共产主义的全球视野提供了新智识，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