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从拒戴口罩、拒绝封城的任性而为，到“炒掉福奇”、调查比尔·盖茨的情愿抗议，美国社会上下出现的种种反智言行令人瞠目。在促成反智主义流行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原因尤其值得关注。

　　何谓反智主义

　　一般认为，“反智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但真正让反智主义名声大噪的是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出版后广受关注，并获得了普利策奖。根据霍夫施塔特的理解，反智主义是一种“对精神生活以及那些被认为精神生活代表之人的不满，是一种不断贬低精神生活价值的倾向”，其本质是反理性主义。在霍夫施塔特的基础上，知识社会学学者里格尼（Daniel J. Rigney）总结了美国三种类型的反智主义，即宗教的反理性主义、民粹的反精英主义和粗浅的工具主义。

　　综合来看，反智主义并非单一化、体系化的理论，它更多是一种对理性精神、科学知识、知识分子质疑或蔑视的情绪和态度。反智主义并不限于特定文化，它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不同文化中。在一些情况下，反智主义也可能发展成社会思潮，甚至转化为政治运动。对于统治者来说，反智主义还可能是一种统治策略，甚至作为愚民手段而被用于合法性的确立与政权的巩固。

　　反智主义在美国

　　作为现象的反智主义在美国有着很长的历史。有学者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早期，反智主义便已开始出现。美国反智主义的出现与流行有多重原因，实用主义的浸染、宗教信仰的影响、基础教育的失衡、大众传媒的误导等都是重要成因。

　　历史上，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曾使用反智主义来削弱对方的可信度。为了获取选票，政治人物在竞选中频出各种反智言论以迎合民众的反智情绪。美国学者利姆（Elvin T. Lim）收集了42位美国总统的演讲，通过分析他们的语言艺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1）美国总统的演讲中存在一贯的反智主义倾向，对理性、知识及知识分子有着刻意的诋毁和贬低；（2）美国总统的语言艺术呈现日益堕落、平庸、空泛的状况，多数人更愿意表现得没有实际上那样聪明和智慧。

　　在现代西方，反智主义更多与右翼政治联系在一起。在美国，政策立场更为偏右的共和党更擅长利用反智主义。1953年美国大选中，美国共和党副总统竞选人尼克松用“蛋壳脑袋”来打击书生气的民主党对手史蒂文森，使得知识分子一度沦为美国民众调侃的对象。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这种状况略有改善。但进入21世纪后，反智主义再次在政界抬头。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及执政后的反智言论刷新了外界对美国政治人物反智的认知。

　　从历史的长角度观察，共和党拥抱反智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捞取选票的策略，没有证据表明共和党领导人比民主党领导人愚蠢。但由于反智主义者拒绝科学和理性，因此很容易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最鲜明的表现便是界限越来越分明的政党政治。政党政治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便是民众的分化，一些美国民众因而形成了“系统性偏见”，甚至难以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一致。例如，尽管世界上主要的专业科学组织都发现了气候变化的切实证据，但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民主党人对气候科学的信任与否取决于教育程度，两者呈正向关系；而对共和党人来说，则与所受教育程度无关，他们多将气候变化问题视为意识形态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民主党执政下的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分别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而其后的两届共和党政府则分别退出这两个重要的气候协议，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源于认知上的差异。

　　在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政争依旧。民主党的支持者更多地选择支持医学专家的建议，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正好相反。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7月的调查数据表明，85%的民主党人及其支持者将新冠病毒视为美国公共卫生的主要威胁，但只有46%的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这样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认知差异，美国国内才会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中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别样图景。

　　美国反智主义的影响

　　近些年来，美国的反智主义情绪一直在滋长。这给美国社会及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影响。

　　首先，非理性学说得以广泛传播，“阴谋论”大行其道。在“后真相”时代，充斥着伪新闻、伪科学、伪知识甚至伪宗教。反智的公众或是缺乏必要的技能，或是因为宗教及政治偏见，无法区分对知识的虚假认知与客观现实。更有甚者，反智主义者把对专家学者的普遍不信任转变成各种“阴谋论”，科学事实则被曲解为“阴谋”。因此，面对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相当多美国人认为以福奇为代表的卫生专家别有用心，其专业建议是阻止特朗普连任的“阴谋”，而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比尔·盖茨甚至被一些人视为新冠病毒的制造者。

　　其次，损害美国社会的共同福祉。反智主义拒绝科学和理性，而这两者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在西方的选举政治中，当反智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明知其不理性、不科学，政府也会在汹涌的民意前缩手缩脚，甚至被裹挟其中无法自拔。如果没有理性的公众参与，医疗保健、财政税收、持枪控枪等美国热门的公共政策讨论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而非理性的声音往往使得相关政策调整成为新的“美国内战”。近年来，反对接种疫苗在美国已成为影响颇广的运动，一些州甚至出台了疫苗接种的“豁免条例”。这使得本已近乎消失的麻疹卷土重来，导致不少青少年死亡。凡此种种，反智主义者的思维和做法势必损害美国的共同福祉。

　　再次，给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根据《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18—24岁的美国人中，38%的美国年轻人认为掌握一门外语“一点也不重要”，只有14% 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在2014年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冲突后，《华盛顿邮报》就美国是否应该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仅有16%的美国人能在地图上识别出乌克兰。然而，受访者越是不知道乌克兰的实际位置，却越希望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这种“无知者无畏”的心态着实让人忧虑。特朗普上台之后，尽管其提倡的本土主义、孤立主义、反贸易自由等议程几乎没有得到多少严肃学者的支持，美国依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条约或国际组织。美国正在“去全球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这对世界秩序的维护、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松散、行为主体多样、形成原因各异的“主义”，反智主义在当下的兴起到底是历史老人短暂的感冒发烧，还是如新冠肺炎一样的新型传染性疾病，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白人劳工阶级崛起的机理、动因与影响研究”（20YJCZH04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