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不断变换的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为了全面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稳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持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企业的冲击获得了部分有效恢复，国内消费的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受损企业完全回归正常生产经营仍需时日。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因偿付能力不足陷入艰难困境，对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造成连锁反应，也对就业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为了全面实现“六稳”“六保”的要求和任务，要求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救急、救济”，为实体企业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保障宏观经济稳健发展。

　　从中期来看，2015年开始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长势头出现拐点，加之强制结售汇制度的退出，以往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靠大规模外汇储备增长挤出基础货币，央行以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形式对冲市场货币量的时代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对货币政策调控的主动性和拓宽货币供给渠道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贸易顺差缩减的背后，蕴含着产业链转移和外需紧缩的潜在风险，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渠道受到冲击，因此，需要在内需和外需之间寻求平衡维护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应地，为了形成市场需求重心从外向型经济为主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轨的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市场供给端重新寻找有效需求的动力。这同样对货币政策调控优化，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从长期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推入了下行坡道，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下拖拽力，加之国内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在所难免，逐渐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回顾我国2000—2010年、2010—2019年两个阶段的GDP增速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增速呈现不断下降的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各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明显增加，为对冲经济下行风险，要求货币政策在总量层面强化逆周期调控力度，维护经济增速的平稳运行，保障经济的韧性。

　　明确阶段性目标和功能

　　应对复杂环境，货币政策调控要兼顾经济发展短、中、长期阶段性特征，在操作技术上有所侧重、精准发力。

　　第一，货币政策调控的长期目标是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保障经济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在促进经济稳定运行的同时防范价格水平明显上涨。第二，货币政策调控的中期目标是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转型，促进国内经济供求均衡，保障对外贸易稳定，实现内外均衡的“双循环”经济发展。第三，货币政策调控的短期目标是尽快帮扶企业摆脱资金困境，发挥人民银行多层次的优势增加市场流动性，对实体经济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精准性的直接资金支持，解决企业生产资金的燃眉之急，防止经济发展资金链的断裂。

　　同时，货币政策调控要强化“总量供给”“价格牵引”和“结构引导”三重功能。“总量供给”是指人民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给总闸门增加银行信贷投放，引导信贷的流向、规模和实体经济可得资金，使宏观经济的流动性充裕传导至微观，满足实体企业运营资金需要。“价格牵引”是指人民银行向市场释放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借助市场供求机制牵引利率下降，通过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降低融资成本，保障资金价格信号畅通传递，稳定微观主体低成本资金的预期，激发经营发展的信心。“结构引导”是指货币政策应拓展结构引导功能，针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明确信贷对象、规模、期限及用途，健全银行增加中小微企业贷款投放的长效机制，精准释放流动性实现资金精准滴灌，以定向投放方式避免“脱实向虚”，实现“结构引导”功效。

　　货币政策调控要以实现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共同发力为目标，加大“量价复合型”借贷便利类工具力度，运用窗口指导、定向规定、指标考核的行政性工具，完善直达实体经济的创新型工具，以多元化、多维度的货币政策工具覆盖更广泛的操作范围，发挥市场化、行政化的功效。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货币政策工具箱，发挥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针对复杂经济环境阶段性需求对症下药，灵活运用降准、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通过组合搭配不同工具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落实服务“六稳”“六保”任务

　　为了全面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予以协调优化。

　　第一，加大稳健适度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力度。以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正在快速发展，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相互搭配协同发力以提高效率。在形成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性地满足“新基建”重点领域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基建的信贷规模在恰当比例，实现经济动能转换的平稳过渡，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适度的货币政策协同发力。

　　第二，促进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需要宏观审慎进行差异化监管，共同维护经济和金融的“双稳定”。其中，对虚拟经济领域要坚持底线思维，实施严格监管防范资产泡沫，引导资金分流进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实体经济领域采取柔性监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放宽部分监管指标，保护微观主体进取的积极性，助力实体经济攻坚克难，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第三，把握流动性合理充裕预期资金精准导向。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要紧密监测国内外市场的流动性变化。根据经济形势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需适度提高，以满足经济主体的经营资金需求。同时，以更大力度对冲经济下行的影响，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提振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实现资金供给动态调整灵活适度。结合不同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行结构化操作，向实体经济精准传导资金，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维护市场资金供求充裕稳定。

　　第四，将公开透明货币政策调控与稳定市场预期管理同步。通过公开透明的工具使用和信息报告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定期窗口指导与政策宣传等多样化手段，做好人民银行政策层、商业银行信贷层和经济主体市场层的信息畅通。加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前瞻性指引，针对性地纠正企业侧重虚拟经济的倾向，加大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小微企业、核心产业链及其上下游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经济稳定需要乐观的市场预期，要在稳定市场预期层面下功夫，向社会公众传达国家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一致，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六稳”“六保”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形势下货币政策传导缓阻的成因、监测与对策研究”（17BJY19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