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实用主义问世至今，近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过去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实用主义的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全面复兴的曲折路程。当初的一种地域性哲学流派，已演变为一场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运动。实用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精神特质，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它致力于阐明各种立场之间的表面对立可以在一个更深的理论层级上得到消解。这样的特质反过来让实用主义在极大程度上超出了自身的理论视域和地理疆域，与其他哲学传统和文化形态发生了丰富的互动。本文将择取其中几个视角，概览实用主义在当代交叉与融合视域下的新发展。
“新实用主义”（new pragmatism）是这些互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它既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classic pragmatism）的遗产，又在理论视域和方法路径上有别于后者。新实用主义有时也被称为“语言实用主义”（linguistic pragmatism）或“分析实用主义”（analytic pragmatism），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或分析语境中的实用主义。
从历史上看，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批学者从欧洲流亡到美国，有两股思潮给美国本土的古典实用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们分别是来自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除此之外，还有一股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侵噬了实用主义的领地，那就是二战后传入美国的存在主义。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尽管有一批学者通过严肃的学术工作尽可能地存续实用主义的传统，但实用主义的声音和力量已经非常微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直到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复兴了实用主义。通过在分析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实用主义资源，罗蒂实质性地推动了实用主义的回潮，这也让他成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擎旗者。
尽管新实用主义和古典实用主义之间有一些关键分歧，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实用主义要素或倾向将它们归入同一理论传统，如关于意义和证成的整体主义，基于使用的意义观，拒绝在认识论和语义学层面作任何还原性的分析，强调事实与价值的交缠，充分认识到概念框架或语汇的相对性等。当然，这些要素或倾向只是共享的家族相似性，而非本质属性。
概而观之，新实用主义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和推进了古典实用主义。首先是意义的整体主义（holism）。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美哲学经历了一场反对“直接性”和“私人性”的整体主义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两个主要标志，奎因（W. V. Quine）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3）和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56），主张放弃语义所予（semantic given）或更宽泛意义上的认知所予（epistemic given），转而在整体的意义系统中理解我们的知识和信念，在此基础上革新传统经验主义的理论方案。作为意义原子主义的典型代表，感觉材料论成为整体主义者的主要批判对象。
其次是基于使用的社会行为主义方案。新实用主义者主导并见证了分析哲学内部的“语用转向”（pragmatic turn）。语用转向的主要思路是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面的表征，在基于理性推论的社会性活动中探讨意义的生成和发展。意义不再是语词和对象的指称关系，而是社会中的使用规则。语义不再是语言和语言外对象（不管这些对象的本体论状态如何）的指称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真判断，而变成了具体使用语境中的语用推论。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奠定了语用转向的基本方案，那么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布兰顿（Robert Brandom）则可以说是语用转向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代表。
最后是对语言和世界的实用主义式反思。作为分析哲学的一部分，新实用主义明确处在语言转向的视域中。语言转向的主要思路是，不再谈论世界本身，而是考察我们用什么样的语汇去谈论世界，试图通过“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法，让哲学的讨论从对存在的种种断言“上行”至语言内部的分析和澄清，由此来消解（而非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然而，借助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新实用主义者逐渐意识到，语义上行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论虚构，因为对世界作出反思的心灵始终是世界进程中的生成物。他们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语言使用者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中生存、思考和言说，这意味着我们的语言必须和世界本质相关，即使最形式化的语汇也处在自然、历史和社会的进程中。
新实用主义是当代英美哲学中一股极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潮，但它的含义较为宽泛甚至模糊。以严格的标准看，新实用主义既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也没有清晰的理论边缘。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新实用主义的厚度和张力，同时也说明这是一种仍然处在生成过程中的理论形态。
在新实用主义的晚近发展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匹兹堡学派和剑桥学派这两股思潮。其中，以塞拉斯、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和布兰顿为代表的匹兹堡学派在一些核心哲学问题上，如拒斥所予神话、重新理解心灵与世界的关系、对规范性的探讨等，融合了欧陆和分析两个哲学传统，借助德国观念论、古典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理论方案，为不同哲学语汇之间的对话和融合提供了可能的方向。以普莱斯（Huw Price）、米萨克（Cheryl Misak）、布莱克伯恩（Simon Blackburn）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实用主义传统可以再向前追溯至罗素、兰姆赛（F. P. Ramsey）和维特根斯坦。该学派对实用主义的借鉴主要围绕实用主义准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展开，他们在英国的经验论传统中充分地消化和吸收这些思想资源，凝练出关于真理、意义、语言和实在的独特方案，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经验实用主义（古典实用主义）和分析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的分歧。
除了新实用主义，我们还要特别提及以下几个互动成果，它们都超出了分析的论域，且在思想地图上从北美一直延伸至欧洲。首先是实用主义与认知科学的互动。在“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框架下，人的思维被理解为受形式规则支配的抽象程序。这个模型认为，认知是在头脑中发生的对形式符号的计算过程，这些在脑内得到处理的“表征”与身体结构、身体能力和环境因素没有任何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个认知主义（cognitivism）的研究纲领开始逐渐受到质疑，计算表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诸多局限也开始逐渐暴露。在此基础上，围绕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和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展开的“第二代认知科学”方案逐渐成形。应该在身心复合体和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中理解人的认知活动，这一直以来都是实用主义者强调的核心要义。新一代认知科学家不断从实用主义者那里汲取思想资源，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被大量运用于对诸如神经科学、具身认知等科学研究结果的解释和理解上，而实用主义的理论也因为当代认知科学的新发展得到实质性的补充和拓展。
其次是实用主义与批判理论的互动。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对自由资本主义和美国式民主的批判性诊断影响了他们对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正如自由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商业性和宣传性的大众文化，美国式民主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和国家调节的形式，罗斯福新政就是这种总体主义的初期表现。在这样的印象下，他们不但没有耐心去研读实用主义者的著作，还将实用主义视为美国的官方哲学，即为资本主义代言的功利主义。较之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对实用主义的解读要正面很多。不同于前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试图阐明，通过理性获得解放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希望，而实现这种解放的基本方案就是在规范性的交往中寻求和建构共识。基于这样的理论诉求，他们同强调规范性和共同体建构的实用主义者产生了强烈共鸣，正是这种共鸣从根本上扭转了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对实用主义的看法。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方案，会发现他们的工作与实用主义存在巨大的交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量援引实用主义资源的阿佩尔、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皮尔士的探究共同体、杜威的民主共同体、阿佩尔的“先验交往共同体”（transcendental communication community）、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共同体”（ideale Kommunikations gemeinschaft）、霍耐特的“法权共同体”（Rechts gemeinschaft）放在同一个理论视域中，这在学理上是完全成立的。
最后是实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互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认识不是复制外部的实在，而是以行动积极参与实在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社会建构主义试图将这种认识论建构主义推进到社会维度，认为社会现实不是超个体的结构，而是在互动和合作中建构而成的社会性产物。这些思路和实用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性。实用主义者不但拒斥站在外部观察对象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还明确强调实在不是被个体性意识发现的，而是被社会性心灵发明的。在从实用主义汲取资源的社会建构论者中，最突出的是以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法国巴黎学派和以莱希（Kersten Reich）、纽伯特（Stefan Neubert）为代表的德国科隆学派。拉图尔的论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他所代表的“科学建构主义”（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是一种比较强的建构主义主张，认为科学的实际内容和内在形式都是社会语境中的建构产物。拉图尔对实用主义的借鉴不但体现在他与卡龙（Michel Callon）、劳（John Law）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还体现在他在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提出的关于存在的整体构想。在实用主义的帮助下，科隆学派的建构主义者提出了“互动建构主义”（interactive constructivism）。他们对狭义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后者只考虑主体间的直接互动，而忽视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建构的预设或前理解，这其中涉及权力与宰制、无意识与禁忌、文化中的各种象征形式等。从宽泛的视角来看，这两股思潮都从属于社会建构理论的“文化转向”，即从探讨狭义的社会建构转向探讨广义的文化建构，这也是实用主义者（特别是杜威）后期思考的核心要点。
以上几个视角当然不能涵盖实用主义在当代的全部发展。碍于篇幅，我们忽略了实用主义美学在当代的蓬勃发展，也忽略了实用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中的最新应用，还忽略了当代实用主义视域下的元哲学和后哲学思潮；同时，在“实践转向”下探讨生存论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深度关联这一重要议题也没能得到展开。但无论如何，已有的概览和介绍应该已经较为充分地阐明，实用主义仍是一个处在生长过程中的思想事件，具有尚待展开的巨大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当代的理论视域下，如果要进行实用主义研究，或者更宽泛地说，要进行有实用主义风格的研究，必须是交叉与融合视域下的研究。这既符合实用主义本身的思想特质，也符合当下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