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考古学家进行了旨在解决当代问题的研究。虽然学界推出了一批令人振奋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它们似乎尚未在实际的公共政策讨论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尽管考古学家围绕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相关国际组织报告中并未关注基于此类研究结果的政策制定。鉴于考古记录是人类经验的广泛汇编，考古研究结果理应对当代问题的讨论产生影响，因此，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就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对此，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行为科学研究所考古协同综合中心主任斯科特·G. 奥特曼（Scott G. Ortman）。

　　考古学应发挥更大社会影响力

　　考古学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范式和方法。如今，考古学研究也逐渐走出象牙塔，走到民众的身边。从开发文化旅游场所到为博物馆展览提供素材，考古学研究的许多方面都与社会产生了互动，但考古学研究如何能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上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值得学界深入思考。奥特曼对记者表示，学术界经常使用“实际关联”（practical relevance）这个概念来解释学术研究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实际关联”指的是，有关特定社会现象的预测性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对当前面临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决定。人类行为为什么需要预测，预测是值得的吗？奥特曼对此解释说，对个体和群体行为进行预测是有意义的，例如，今天的人口比率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预测性价值；保险公司一直使用精算表来实现合理支出和调整保费；政治学家根据人口数据模型和社会经济特征来预测选举结果；人类的日常活动也往往遵循可预测模式，如智能手机可根据用户日常活动状况给使用者提供最优的选择方案；在预测体育赛事方面，简单的预测模型往往优于专家的主观判断。同时，人们还要认识到，预测通常是有益的。例如，了解未来有多少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于维持社会安全至关重要；合理预测出行时间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规划；等等。总之，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是可被预测的，学者应该恰当运用行为预测知识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奥特曼表示，相比其他学科，让考古学家利用考古学知识预测社会可能更加困难，因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古代社会的规模更小、交通和信息技术不发达，有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观念下运转。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考古学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密切关联，但两者之间绝非没有联系，从社会理论视角来看，考古学家在近几十年来一直积极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针对社会文化现象提出本体论主张，在很多情况下，这类理论是先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提出的，然后再由考古学家应用于对过去的社会进行考察。因此，出现了一种既定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关系适用于所有社会。这种研究范式虽然产生了许多见解，但从“实际关联”角度来看，似乎也是有限的。因为人们通常不太可能对这种方法进行验证和评估，大多数情况下，它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考古证据。

　　奥特曼认为，考古学研究想要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实用性，需要对当前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发展与深化。因为，一些传统的考古学解释方法不太可能满足让研究具有较强“实际关联”的需求。

　　现有研究方法需要深化和发展

　　考古学家擅长重建历史，从地理信息系统（GIS）到加速器质谱测年（AMS Dating）和同位素、微观形态学、植物岩、古DNA、激光雷达、无人机摄影测量、语言古生物学等，这些考古方法不断提升学者重建历史上的人类行为和环境的能力，随着这些方法的扩展，考古学家给出的历史叙述变得越来越详细、准确和引人注目。奥特曼说，这些叙述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丰富了人们对人类创造社会的想象、阐明了当代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以及通过历史事实来促进社会正义等多个方面。尽管这些成果都是有价值的，但考古学家所贡献的历史叙述能否带来预测性知识，从而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实际决策，例如如何定义土地使用区域、重新分配财富、刺激经济增长、减少环境影响、改善公共卫生等，今天的人们是否可以根据历史叙述来采取适当的行动，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考古学研究逐渐趋于细致化的特性，使得学者从中提取实用知识的能力在下降。

　　奥特曼从两个方面作出了详细解释。其一，考古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使用“传统合成”（traditional synthesis）方法，即对一系列案例研究进行定性比较后得出一种概括性结论。这种研究方法能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由于人类社会的许多属性具有相互关联的性质，很难将根据这一方法提炼的信息与具体问题进行关联。例如，《理解早期文明》（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一书指出，虽然早期文明表现出文化差异，但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具有很强的规律性，无法用历史关联或共同祖先进行解释。因此，该书认为，文明兴起背后的助力更多是政治和经济因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或文化因素。虽然这一见解非常深刻，但结论过于笼统，因此不太可能成为解决当代人类具体问题的理论依据。其二，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使用跨文化分析方法，从民族志和考古文献中提取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信息，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建立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而与社会实际性关联不大。例如，近期考古学领域一项重大项目SESHAT，旨在建立全球考古和历史数据库，用于检验人类社会组织在政治层面上潜在变异结构的假设。研究人员从公元前9600年到1900年414个政体中收集变量数据，并将这些变量汇总为9个“复杂性特征”：政体人口、政体领土、首都人口、等级制度、“文本”、信息系统、基础设施、货币和政府。对这些特征的主要成分分析表明，这些特征都是高度相关的，各要素倾向于共同进化。该研究扩展了对人类社会进化一般过程的认识，但这种分析建立在许多有意义或无意义信息的基础之上，而不能确定任何特定属性一定数量的变化如何影响其他属性。因此，在研究当代社会的复杂性方面，由于分析的单位是政体，一些与社会、城市或家庭内部运作有关的问题无法解决，导致这类研究往往仅适用于抽象层面。

　　可行的发展路径

　　针对考古学研究的实际关联性讨论一直存在，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有学者提出，要在以往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基础上深化发展出一种实用的普遍方法。奥特曼提出，首先，考古学研究想要变得更具实际关联性，不能只吸引哲学家的关注，而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吸引全社会的关注，才可能产生更具实用性的结论。其次，对考古内容的解释，不能只瞄准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而要挖掘这一特定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并用实例来解释它。最后，要将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与对考古记录的解释相融合，可以利用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通过科学的方法对考古记录进行考察和验证，最终对社会文化演变进行阐释。

　　奥特曼认为，对考古记录进行现代解释，是将考古学研究作为一种工具性目标。只有当人们使用这些知识来研究当前的社会动态时，考古学研究才能突破自身研究范围，在社会层面上获得更高的相关性。他表示，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且这些规律与语境无关，既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现在。可行的研究方法是：发展理论—引出预测—根据考古记录得出的结果对此进行检验。将考古学看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需要考古学家将物质痕迹转化成对人类行为的普遍性理解，这样才能适用于研究动态社会发展过程。考古学家要不断建立起研究人类社会动态的能力，并将其应用于探索社会现象。此外，考古学家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合作，发展理论、模型，并从考古记录中探究人类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变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