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古代典籍中，“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其所表示之意义，约有两端：一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众子爵之贵族，见《地官·大司徒》与《秋官·大行人》；二指周代“掌国子之倅”的职官，见《夏官·叙官》《诸子》二篇。西汉成、哀时期，刘向、刘歆奉诏“领校秘书”，并“奏其《七略》”，创立了典籍部类意义上的“诸子”概念，用以指称与“六艺”经传相区别的图书门类。班固《汉书·艺文志》承继其说。这种用法，在后世得到广泛接受。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界定子部书籍时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仍然延续了刘歆的观念。除图书门类的意义外，“诸子”一词有时也被用来指称学者、思想家。最迟在西汉晚期、与刘歆同时的大儒扬雄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扬雄《法言·吾子》篇谓“委大圣而好乎诸子”，《君子》篇又设“或者”之问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等，便是显证。
近代以后，“诸子”一词的使用逐渐泛化，除过往已有的图书门类、学者二义外，又滋生出学术流派义。在现当代大部分诸子学研究专著中，人们对“诸子”的界定，一般都是同时包括上述三者在内，认为它是指“周秦汉魏，特别是周秦之际、秦汉之际不同的学术流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及其著作”（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表面上看，这似乎和传统时代所谓“诸子”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说，与之前后相继，且在内涵上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可以断言的是，古今学人虽然共用“诸子”一词，但二者无论是在指称的具体人物、著作，还是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两相对立的。
就指称的具体人物而言，现代学术语境中的“诸子”，包括从孔子或老子开始的、周秦汉魏时期众多以“子”为称的思想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917）一文有“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之语，《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又谓“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在胡适的观念中，老子、孔子、韩非，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皆属于“诸子”行列。而上引两则论述，很可能就是现代新“诸子”观的创始。自此之后，无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35）、陈柱的《子二十六论》（1935）等诸子学研究专著，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31），除将孔子改列在老子之前外，均继承了胡适的“诸子”观。其与传统“诸子”观之最大不同，在于列孔子为“诸子”之一。从刘歆《七略》开始，一直到清儒章学诚、俞樾，除极个别学者（王充《论衡·本性篇》有“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的说法）外，均未将孔子计入“诸子”的范围！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谓：“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其中，“夫子”与“诸子”的区分十分明显。俞樾《诸子平议》虽对“诸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然坚守“孔子”与“诸子”两分的传统意见。即便是俞樾的弟子、民国初期影响极大的章太炎，在所著《诸子学略说》（1906）中也明确表示，“孔子删定六经……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则不然”。
就指称的具体著作来说，传统时代的“诸子”是相对于群经、诸史而言的，且《论语》被列入“六艺略”或“经部”；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则指诸“子”家之著作，而《论语》则为“诸子”书之首。例如，蒋伯潜《诸子通考》（1948）明确说：“诸子之书，多弟子后学纂述其师说以成一家之言者。此风实自孔门纂述《论语》开之。故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对于《汉书·艺文志》“录《论语》于《六艺略》中，录《孟子》于《诸子略》中”的做法，蒋氏评之为“妄分轩轾，自乱其例”。他当然知道，列《论语》于“六艺略”，是《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古老传统，且“后世目录亦皆入‘经’类，未有厕于诸子之列者”；但是，他仍然坚持撰写《论语考》，作为《诸子通考》的首篇，并视之为对其父“考诸子之书，不及《论语》”的必要补充。显然，至迟蒋伯潜撰写《诸子通考》的时代，传统意义的“诸子”概念，在指称对象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基本定型。
扬雄《法言·君子》篇曾谓：“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如今，我们却将孔子视同“诸子”，且不以为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已经大异于古人。在传统语境中，“诸子”一词是为了建构“道术”体系、辨明“道术”正统而被特意发明的。所谓“道术”，即治理天下之大法。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子删定六经，“以纪帝王之道”，是唐、虞以来“圣帝明王”之“道术”的继承人。“诸子”则“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际，“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乃“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命名，正是为了表明它们不足以代表“帝王之道”的正统，甚至是对圣人之道的偏离和背叛。
至于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其背后隐含的观念，与此已大不相同。正如陈柱在《子二十六论·原儒上》所言：“《汉书·艺文志》虽以孔子之六艺别为‘六艺略’，而不列于儒家，其在当时尊崇孔子则然；今就学术而论之，孔子亦当在诸子之列。”这里透显出，将孔子列入“诸子”，是从“学术”的视角论定的。而所谓“学术”，主要是指思想与学说。1902—1904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已有“孔、老、墨三分天下”的提法；后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1920）一文，则直言“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同时及稍后的胡适、冯友兰等人，列孔子于“诸子”，也是就“学术”（哲学）而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即面对异质而强大的西学，必须用新的眼光，对我国传统学术进行整体的审视与省思，重新建构一个系统的、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学术共同体，以与西学相比较，或应对西学的挑战，进而革新中国传统学术。这一点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部分可谓三致其意。即便是现今致力于创建“新子学”的时贤们，也仍然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氛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诸子”概念的古今变化，并指出二者的不同或对立，不是为了反对在现代语境中继续对其进行使用，而是希望研究诸子学或致力于建构新诸子学的学者们，对此一概念的古今之辨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诸子”是汉代儒生建构的学术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先秦众“子”的概称，进而避免在论述之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汉儒为何选取这样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词，其中是否别有深意，则俟另文详论。
（作者系河南大学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