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由于传统学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近代化的“混沌初开期”，宋明理学研究的核心语词与名称往往缺乏清晰界说。学人多将“宋明理学”等同于“宋明儒学”，或对“道学”“理学”与“宋学”等名称的使用不作区分。在各类宋明儒学研究及其命名主张的竞争中，冯友兰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最终“胜出”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开篇做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提出一套明确的哲学史论述框架。冯友兰强调还原历史、依照历史的写作原则，做出了独树一帜的学术叙述与名称界说。在宋代儒学相关称谓的问题上，冯友兰旗帜鲜明地提出“道学”的名称主张。《中国哲学史》下卷第十章，题为“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将二程开启（也可谓北宋五子共同开出）的道学运动，越过宋初三先生，直接隋儒王通与唐儒韩愈、李翱。也就是说，冯友兰对“宋明儒学”的论述，收摄凝聚于“宋明道学”。一方面，冯友兰引据《宋史·道学传》所立“道学”名称，主张道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大学派。另一方面，与多数研究者一样，冯友兰认为，朱子是这一源流的“集大成者”，从而基本沿用朱子以后通行的“道统”源流叙述。较民国同类著作，冯友兰的“道学”名称与主张，较为贴合道学历史发生的真实形态。
然而，其中也有未尽之处。某种程度上，道学名称源于元人官修《宋史》在传统体例《儒林传》外，特立《道学传》。这一做法及其“道学”表述，一方面体现了元代官方意志强调“北宋五子”到朱子传承的道统正统性的观点；另一方面，《道学传》并未全盘袭用朱子及《伊洛渊源录》所述五先生以来之道学传统。换句话说，《道学传》自有一套“道统”建构，它仅表达元人心目中的“道学史”。最严重的冲突在于，冯友兰认定为“宋明道学”两大主干之一的陆九渊心学，竟被摒弃在元人所述道学统绪之外，陆九渊不入《宋史·道学传》，反而在《宋史·儒林传》（吕祖谦、蔡元定、叶适与陈亮等道学人士也被摒弃在外）。因此，冯友兰依据元修《宋史·道学传》确立的“道学”名称及其内涵，后来受到任继愈等学者的批评，并迫使冯友兰追溯两宋道学家群体的自我指称，再次论证“宋明道学”名称的合理性。
1963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出版，主张以“理学”统称宋元明时期的哲学思想，明确反对“道学”这一名称。是书批评元修《宋史》专列《道学传》的做法为“不科学”，认为道学是个“不科学”的名称，还称《宋史》“修撰人”脱脱为元人中“文盲”。1980年开始，侯外庐、邱汉生等中国思想史学者进行两卷本《宋明理学史》的编撰工作，延续了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概念界定，并呈现出强烈的“批判封建统治思想”意图。因此，这一著作将“宋明儒学”定位为宋元明清的官方统治思想，认为“宋明儒学”主要就是“性理之学”（故简称“理学”）。根据侯外庐的序言，《宋明理学史》一书旨在探讨“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氏著的确做到了将一部“宋（元）明儒学史”聚焦于理学主体，写出“理学内部的斗争”与“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然而，相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立足两宋儒学发展的历史实情，强调“宋明道学”名称（涵盖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部分），该书名为《宋明理学史》，却绝少对“理学”名称的说明，只在第一章“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及其思想”含糊地说：“道学，确切地说，包括理学和心学两个流派，但后世却往往把道学称为理学或性理之学，明成祖时编成《性理大全》七十卷，清李光地修《性理精义》。理学或性理之学都以道统相标榜……因此之故，韩愈本人也就被宋代道学家捧为复兴道统的代表。韩愈本人并没有来得及完成一个理论体系，道学的正式奠定，通常归之于北宋的周敦颐。此前的正史，学者和思想家都是被归入‘儒林传’的，在《宋史》中才别立‘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前，藉以表示道学的重要地位。”
冯友兰诉诸元人所修《宋史》之《道学传》，强调返回两宋道学群体历史发生的现场，坚持称名作“宋明道学”；而《宋明理学史》写作者，则诉诸明清官方的“性理”之名，主张称呼“宋明理学”。后一主张，不仅是对元修《宋史》单列《道学传》的拒斥，更是对宋人自我指称“道学”这一历史事实的漠视。更重要的是，主张“理学”之名，更构成对冯友兰“道学”命名主张的直接反对。为此，冯友兰不得不专文回应。
1983年，冯友兰撰文《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与性质》，针对当时主张“理学”而反对“道学”名称的意见，指出宋中后期兴起这批具有诸多共同命题与信念的儒者即“道学家”，其学为“道学”，而非“理学”（理学只是道学中的一派，由程伊川到朱子完成，与程明道、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对立）。冯友兰不仅为《宋史·道学传》辩护，更援引道学家自称“道学”、自命传道及当时反对者称“道学”等八条证据，雄辩地论证“道学”之名：“可以证明，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政界，不仅私人，而且在官方，都使用道学这个名字。”冯友兰针锋相对地回应道：“近来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们，有用理学这个名称代替道学这个名称的趋势。理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大概出现在南宋。我们作历史工作的人，要用一个名称，最好是用出现最早的、当时的人习惯用的名称。照这个标准说，还是用道学这个名称比较合适。这也就是‘名从主人’。而且用理学这个名称还使人误以为就是与心学相对的那种理学，引起混乱，不容易分别道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派的同异，只有用道学才能概括理学和心学。”
不仅如此，冯友兰还在20世纪最后20年写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加重笔墨重申自己的道学命名主张。《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第四十九章“通论道学”，再度申明1983年《略论道学》一文的见解，更将随后章节命名一律冠以“道学”，如“第五十章·道学出现的政治条件”“第五十一章·道学的前驱——周敦颐和邵雍”“第五十二章·道学的奠基者——二程”“第五十三章·道学的奠基者——张载”。
吊诡的是，冯友兰竭力声明的“道学”命名主张，却应者寥寥。侯外庐等人编著的《宋明理学史》出版20年后，在2004年的一次“宋明经学思想研讨会”上再度出现“道学”与“理学”的名称争论。美国宋代思想史研究者田浩，同样出于清晰界定“道学”相关称谓的意图，主张恢复或明确“道学”之名，以称呼宋代中期后兴起的那场儒学运动及其相关学派。田浩这一见解与冯友兰的主张基本一致，而与会多数学者的态度却是：“宋明儒学”（尤其“两宋儒学”），的确并非“理学”，称之为“道学”是名副其实；然而约定俗成，不如因循旧名继续称作“理学”。令人欣慰的是，距这次会议已过去20年，距离冯友兰提出“道学”名称主张更接近百年，越来越多的宋明儒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这一名称问题的重要意义。不仅有专门研究考察“宋学”“新儒学”等相关名称的思想史、学术史意涵与衍化，更多学者在使用道学、理学等宋明儒学相关称谓时，其概念使用的自觉性显著增强，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界定也更为清晰。道学与理学名称的争论，或许可以告一段落了。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