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圣”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概念，战国以后逐渐被神话，并形成圣人的观念。如清人朱骏声说：“春秋以前所谓圣人者，通人也。……战国以后所谓圣人，则尊崇之虚名也。”（《说文通训定声》）顾颉刚曾撰有《“圣”“贤”观念与字义的演变》一文，将《尚书》《诗经》中的“圣”字一概释为“聪明能干的意思，没有什么神秘”，认为《左传》中的圣人“指多知和明德的人”，《国语》中的“圣”也没有崇高的意义，“只是普通聪明的人”。只是到了春秋末年战国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使得广大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一个伟大的人物领导人们结束战争，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圣人’，从而圣人这个概念就变得非常崇高，并逐步向神秘和玄妙莫测的方向来发展。”这些说法更多是出于主观的判断，没有对典籍中圣、圣人观念做详细考察，是不能成立的。故有必要对圣的内涵以及圣人观念的演变做出重新考察。

　　于事无不通谓之圣

　　据学者研究，“圣”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从“口”从“耳”，一般用作“听”或“声”。这是因为“听”“圣”“声”三字义本关联，故古以一字表示。《说文解字》：“圣，通也。”段玉裁注曰：“《洪范》曰：‘睿作圣。’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又说：“《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李孝定《说文解字集释》说：“圣之初谊为听觉官能之敏锐，故引申训‘通’；贤圣之意，又其引申也。”日本学者白川静则认为，“圣（聖）” 字中的“口”，是收纳祝祷的器皿，圣的本义是向神祝祷, 聆听神的应答和启示。白氏对字形的分析未必成立，但他认为圣的本意是通神，聆听神的声音，则不无道理。盖上古之时，事神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切行为活动都要占问神意。

　　《国语·楚语四》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时说道，“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可见，上古时代巫觋的主要功能是在神人之间传递信息，预测吉凶，指导人事，而“圣”是巫觋的重要素质之一。韦昭注：“圣，通也。”圣指与神沟通的特殊能力，后又扩大到所有事物中，此即郑玄所说“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尚书·洪范》注），也即段玉裁所说“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这里的“事”实际上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事神，包括预测吉凶的能力；二是修养道德、人格；三是培养聪明、智慧。在这三个方面做到了“一事精通”，都可以称为圣。《诗经》《尚书》中圣的含义，也主要是这三种。如用作第一种含义的，“曰圣，时风若”（《尚书·洪范》），是说君王圣明，和风就会按时而至。此处的圣是指天人感应的神秘能力。用作第二种含义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多方》），是说圣者不念其圣则为狂，狂者念及圣则为圣，“圣”与“狂”的差别在于“有念”“无念”之间，而圣主要指品格、德行。至于第三种用法，《尚书·洪范》所记“五事”中有“思曰睿……睿作圣”，这里的“圣”即聪明睿智之意。值得注意的是，《洪范》“五事”中有“听曰聪……聪作谋”，与圣相联系的已不是听，而是思，圣已由听觉之敏锐上升为思考之睿智。

　　圣的人格化

　　《尚书》中尚未出现“圣人”，《诗经》中出现两次“圣人”，但《左传》《国语》中则大量出现“圣人”的用法，分别计有12次与17次之多。这些圣人的含义与以上圣的三种用法大致相当，是圣的人格化，但内容上又有所发展，圣人作为杰出政治人物的含义开始凸显，并出现圣王的用法。

　　与第一种用法相当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称鲁国大夫臧武仲（臧孙纥）有圣人之誉，有次他出使晋国，遇到大雨，正好路过鲁国御邑，便去拜访大夫御叔。“御叔在其邑，将饮酒”，便讥讽道，在我饮酒的时候来，算什么圣人！又在雨中来，就更不是圣人了。这里的圣人是指未卜先知，能预知未来的人。又据《左传·昭公四年》，鲁国下大冰雹，执政季武子问申丰，可以防止冰雹吗？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这里的圣人大概是能够呼风唤雨的巫觋之类的人物。不过，随着理性的自觉，这种“事神”意义上的圣人逐渐式微，出现次数也较少，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据《左传·哀公十八年》，楚惠王任用主帅、副帅都不用占卜，君子称赞“惠王知志”，知人善用，懂得他人的志向，并引《志》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与之相关，另一种体察天道的圣人开始出现。《国语·越语下》记范蠡曰：“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人怎么行动，天地就显示怎样的征兆，圣人根据天地的征兆去完成大事。这里的“天”虽然具有某种神秘的成分，但主要是指自然法则。也就是范蠡所说：“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韦昭注：‘攻者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韦昭注：‘先动为始’）。”圣人顺着天时行事，就叫守时。对方没有天灾，不要发动进攻；对方没有人祸，不要挑起事端。所以“圣人因天”主要是指圣人根据天时采取相应的行动，“天”主要是自然之天。除“事神”或“知天道”的用法外，《左传》《国语》中的圣人，更多是指一种道德楷模、理想人格。《国语·周语中》记单襄公曰：“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人的本性都希望能够超过在上位者，所以对于他们的长处不能掩盖。“求掩盖人以自高大”（韦昭注），必然会对在下位者造成压制，这是以知礼让者为圣人。《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这里的圣人指孔子的先祖弗父何、正考父。弗父何曾让位于弟宋厉公，正考父则仕宋戴公、武公、宣公三朝，“三命兹益共（注：通‘恭’）”，因其有恭敬之德而被称为圣人。

　　圣人的崇高化

　　《左传》《国语》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圣人的崇高化、神圣化，圣人不仅是聪明、智慧者，而且是政治上的杰出人物，甚至可以指代先王。“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左传·成公十六年》）只有圣人可以做到无内忧外患。“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国语·周语下》）圣人能施德于民，消除不服从政令的隐患。《国语·楚语上》称武丁“使以象旁求圣人”，是以伊尹为圣人。《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以作《春秋》者为圣人。这些圣人的身份比较复杂，但都具有某种特殊的才智与能力，是由圣的第三种含义发展而来。

　　在《尚书》《诗经》中，人间最崇高、神圣者为先王，时王不仅要效法先王，还要“克从先王之烈”“绍复先王之大业”（《尚书·洪范》）。《诗》《书》中的先王一般不称圣王而称哲王，如“下武维周，世有哲王”（《诗经·下武》），“在昔殷先哲王”（《尚书·酒诰》）。《左传》《国语》中则出现以圣人指代先王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聘问，请求观看周朝的舞蹈、音乐。在看到属于商汤的《韶濩》时，他感慨道：“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这里既明确肯定商汤为圣人，但又认为其仍存在缺点，所以想真正成为圣人是很难的。《国语·周语下》：“先王之制锺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这里的圣人似指时王，与先王有所不同，但应效法先王。故《左传》《国语》中的圣人虽已出现指代先王之例，但更多是指有政治才能或政治功业的人。《左传》《国语》中虽然以圣人指代先王的用例不多，但圣王的用法则较为常见。“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国语·鲁语下》）“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齐语》）这里的“圣王”前虽然加了“昔”“昔者”，但更多是指一种理想君王，与先王往往指历史上具体的君王有所不同。若用圣王指历史上的先王，一般会称“先圣王”。《鲁语下》记鲁大夫闵马父论《商颂》十二篇时称：“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先圣王教人恭敬，不敢说这些诗歌是自己创作的，而是称其是自古就有的。这里的“先圣王”即殷之先王。

　　从前面的分析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学术界主流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圣的含义不仅十分丰富，有事神义、道德人格义、聪明智慧义，而且圣人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被视为政治理想的化身，具有类似先王的地位，而绝不是什么普通聪明的人。考察圣的含义，不能只停留在字源上，还需要了解其在实际运用中意义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