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了“风俗”一词，《管子·法法》：“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荀子·强国》：“入境，观其风俗。”但是，直到汉代，人们才开始真正关注“风俗”的确切内涵，并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将“风俗”定义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指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不同风习；“俗”，指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不同习俗。自先秦始，“风俗”便被诸子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与国家的兴衰治乱休戚相关。《荀子·王霸》：“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社会风俗问题更是引起了汉代诸子的广泛关注，他们根据经济、文化、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移风易俗”思想，以裨补于当世。两汉的社会风俗思想，经历了由西汉初期黄老道家的“因顺其俗”，到西汉中期儒家的“教化易俗”，再到东汉中后期“德法易俗”的历史嬗变。

　　黄老无为下的“因顺其俗”

　　《淮南子·览冥训》：“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在统一之前，在风俗文化上与关东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秦统一之后，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社会风俗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汉书·食货志》：“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初的统治者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为了抚平战争的创痛，以及顺从人心思定的民众意愿，只能选择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治国思想。鉴于秦以法令手段强行“匡饬异俗”的失败，汉初诸子正是在黄老思潮下，结合汉初风俗的弊端，提出了“因顺其俗”的社会风俗思想。陆贾《新语·道基》：“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主张统治者要顺应民情、民俗。《淮南子·原道训》：“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当然，“因物”的最终结果是“齐俗”，高诱注解“齐俗”曰：“齐，一也。四宇之风，世之众理，皆混其俗，令为一道也，故曰‘齐俗’。”不是刻意追求风俗的等齐，而是正视各地域不同风俗的存在，因顺其俗，使其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皆混其俗”，以求风俗的自然齐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主张“因顺其俗”，“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

　　儒术独尊下的“教化易俗”

　　西汉初期黄老道家“因顺其俗”思想，其实是一种放任风俗的思想。汉初风俗中的诸多弊病，在这个繁荣安定的“文景之治”下逐渐显现出来，比如地方豪强的膨胀、贵族官僚的僭越奢侈、富商大贾的逐利。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僭越、奢靡、逐利之风，“因顺其俗”显然已与汉朝统治者政治文化大一统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儒家学说及其“移风易俗”思想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

　　早在西汉初期，贾谊以其深远的政治眼光看到了当时社会风俗的诸多流弊，认为风俗是政治的根本所在、天下兴衰的关键。他屡次上书，希望文帝能够关注当时社会风俗存在的问题，《新书·俗激》：“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贾谊在《新书·辅佐》中提出实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试图利用礼乐教化来规范社会风俗发展的方向。贾谊可以说是汉代儒家“教化易俗”思想的首倡者，其思想被董仲舒继承并发展。

　　董仲舒进一步丰富了“教化易俗”思想，提出“性三品”说论证实施教化的可行性。他提出在长安设立太学，在地方各郡国设立庠序，以培养人才，推广礼乐道德教化、改善风俗。《汉书·董仲舒传》：“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董仲舒认为“教化易俗”的关键在于君主，主张实行“显德以示民”的教化方法。他强调以“五常之道”与“王道之三纲”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化，以此来建立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创造美善的社会风俗。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的“教化易俗”思想成为汉代重要的治国理念，对于汉代乃至后世皇朝的风俗建设颇具重要意义。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会议。会后，班固将会议材料整理成了《白虎通义》一书，以谶纬正定《五经》异同。《白虎通义》标志着儒学的“法典化”与“国教化”，基本上承袭了董仲舒的“移风易俗”思想，但将其进一步神学化，认为礼乐是法阴阳、天地而成的，“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乐象阳也，礼法阴也”。在董仲舒“三纲五常”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以“三纲六纪”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化，并用阴阳五行附会之。在《白虎通义》中，“教化易俗”具有了浓重的神学化色彩，变成了天的意志，成为后世皇朝“移风易俗”的重要参考。

　　儒学神学化下的“德法易俗”

　　白虎观会议之后，儒学日益走向宗教化和神学化。《后汉书·儒林列传》：“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东汉中后期，政局频繁变动，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极端腐败，直接导致了社会风俗的败坏，重末轻本、骄奢浮华、迷信虚妄之风弥漫于整个社会。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危机，清议思潮应时而生。王符、荀悦、崔寔、应劭、仲长统等人纷纷著书立说，要求“变风易俗”“辩风正俗”，形成了东汉中后期颇具特色的风俗批判思潮。

　　严峻的社会危机使得诸子的“移风易俗”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儒家素来强调的“礼乐教化”“道德教化”思想已不具有可实施性，而王符等人认识到在风俗日衰的当世，“移风易俗”仅靠“礼乐教化”“道德教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借助法令刑罚以“治衰敝之俗”。《后汉书·崔寔列传》：“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王符等人虽然强调刑罚对于整治风俗的重要作用，但依然主张德刑并用、先德而后刑、德主而刑辅，以保证社会风俗的美善。

　　总之，在汉代诸子看来，终两汉之世，社会风俗日益衰败，腐败之风、奢靡之风、迷信之风、逐末之风、厚葬之风、虚伪之风盛行于世。因此，他们对社会风俗异常重视，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移风易俗”思想体系，由西汉初年的“因顺其俗”思想到西汉中期的“教化易俗”思想，再到东汉中后期的“德法易俗”思想，深刻揭露与批判了当时的各种鄙风陋俗，并为统治者提供了较为切实可行的改易风俗、稳固统治的方法。但是，总的来看，收效甚微。诸子往往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皇帝践行他们的“移风易俗”思想，以创天下太平之基，而皇帝恰恰是这些鄙风劣俗的始作俑者。《后汉书·桓帝纪》：“（桓帝）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灵帝纪》：“（灵帝）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这也是汉代诸子如此丰富深刻的“移风易俗”思想在社会实践领域未能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

　　（本文系山东师范大学校级改革立项重点项目“齐鲁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建设”（2019XD1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封国‘诸子’与齐鲁文化的主流化研究”（17CZS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