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提及“孝”，都会联想到儒家诸子的孝道观。其实，《庄子》中对于“孝”的阐述具有迥异于儒家的思辨特色。《庄子》论“孝”存在三个层次的逻辑推进。首先，“事亲之孝”体现出非责任性的特点。其次，基于“事亲之孝”的“非责任性”，庄子建构了方外之“至孝”的观念。为了到达“至孝”，则需“忘”的修养工夫。最后，庄子所追求之“逍遥”“无为”的人生理想，其实是对“至孝”观念的解构。

　　“方内”之“事亲之孝”

　　《人间世》借孔子之口展开关于“孝”的讨论：“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

　　庄子把“命”作为“孝”的源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郭象《注》云：“自然结固，不可解也。”成玄英《疏》云：“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郭氏与成氏皆把“命”解为人的“自然本性（性命）”。“自然本性”（“命”）与生俱来，不事“人为”，因此子女对于双亲之“孝”亦自然固有，应自然奉行。“自然本性”（“命”）不含“人为”之事，所以庄子不以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为“孝”存在的依据。子女对双亲之“孝”，并不是由于“亲”与“子”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而是由于“本性”（性命）之“自然”，因此庄子所讲“事亲之孝”带有非责任性的特点。

　　子女“尽孝”的关键在于让双亲感到“心安”，那如何才能让双亲感到“心安”呢？庄子认为应把握两点：第一，“行事之情”；第二，“忘身”。“行事之情”就是安于自身之所遇，把握所遇之事的实情至理。那“忘身”该如何理解？庄子于《养生主》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他以“缘督以为经”作为“养亲”（“尽孝”）的不二法门，“缘督以为经”即顺“道”以为常，把握常“道”（“自然之道”），而达“道”则需“心斋”的工夫。因此，保身、养亲（“尽孝”）主要指一种精神方面的修养。由此可知，“忘身”是忘却身体及外在之物的变化，把它们从“心”中去除，而进行精神层面的修养。

　　“非责任性”之“孝”可以有效避免“伪孝”的产生。《外物》篇记载的一则故事便是有效例证：“演门有亲死者，以善毁爵为官师，其党人毁而死者半。”“有亲死者”与“党人”过度关注外在之物的变化，“强哭诈毁，矫性伪情”，把“孝”仅仅作为取得名利的工具。“演门孝者”群体，“去真远矣”。由此可知，“真”是“事亲之孝”的基本内涵。

　　“真心”为“事亲之孝”的精神内核

　　《渔父》记载：孔子悄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真者，精诚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真者不伪，精者不杂，诚者不矫也。”“真”者“不伪”，“不伪”即不事人为。“真”者，“受于天”“自然不可易”，不做作，所以“不矫”。“真者在内”，“在内”者不受“在外”者所扰，而“在外”者“不可必”，所以“在内”者纯而“不杂”。“真”即纯一、不事人为、不做作。如上文所言，子女“尽孝”的关键在于让双亲从内在精神方面感到“心安”，而“真”是处理“事亲”（“孝”）之事的准则，“其（真）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由此可知，“真心”是“孝”的基本精神内核。

　　那如何才能保障“真心”的显现呢？这要从“亲”与“子”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子”不该“谀其亲”，孝子应对双亲怀有“真心”，保持尊敬，不应被世俗之见所干扰，成为流俗的“道谀之人”。另外，“子”不该“唯父母之命是从”，对于双亲错误的言论与行为应加以劝阻与制止，这也是对父母“真心”的体现。另一方面，“亲”对“子”应该“慈爱”。“孝”存在于社会交互性关系中，“亲”“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子”对“双亲”之“孝”是“孝道”的主要内容，“亲”对“子”之“慈爱”则是“孝”得以显现的前提。《外物》篇所记载孝己、曾参、比干的故事，便是这方面的例证。

　　“方外”之“至孝”

　　“非责任性”的“事亲之孝”以“真心”为内核，有效地避免了“伪（俗）孝”的产生，但仍然处于社会伦理的架构之内。庄子认为把“孝”置于社会伦理的架构之内可能会损害“亲”“子”双方的身心健康，于是突破这种架构，构建了“方外”之“至孝”。

　　《天运》篇记载：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大宰曰：“荡闻之，无亲则不爱，不爱则不孝。谓至仁不孝，可乎？”庄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矣言之。此非过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孝固不足矣言之”之“孝”是指“事亲之孝”，因为“事亲之孝”尚在社会人伦关系之内，带有“亲”的因素，而“至仁无亲”，所以不能以“孝”（亲）言“仁”。由此可知，庄子所言“不及孝”之“孝”是一种“无亲”之“孝”，结合“至仁无亲”的说法，“无亲之孝”是一种“至孝”。庄子提出六种“孝”道，存在两种“亲”缘关系：其一，血缘之亲；其二，非血缘之亲（如曾参与他“后母”的关系）。“敬孝，爱孝，忘亲，使亲忘我”这四种“孝”道对于“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皆适用。“非血缘之亲”的范围无限，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非血缘之亲”的一部分，因此“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是专门对“非血缘之亲”而言，并由“非血缘之亲”而扩展到整个“天下”。

　　“事亲之孝”由“命”所决定，同样被决定的还有“亲”“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庄子认为，此种人伦关系是“伪孝”产生的源发性因素，也是通向“至孝”而需突破的屏障。但是，“亲”“子”关系是一种客观化存在，若强行隔断，不符合其“安之若命”的观点。故而庄子尝试用“忘”的方式解构“亲”“子”人伦关系。“使亲忘我”与“使天下兼忘我”两个环节的完成便达到了解构“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亲”的目标。此目标的完成，使“孝”从社会人伦关系中解脱，而达到“至孝”的境界。庄子所言“方外”之“逍遥”“无为”的生活世界，超越“礼乐文化”，而“孝亲”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观念，所以“方外”之世界亦超越“孝亲”这一观念。因此，庄子对“至孝”的设定，是达到他所构建的“方外”之生活世界的内在要求。

　　“逍遥”“无为”之生活理想的最高目标是达到与“道”相感通，与“道”同冥同化的境界。庄子所追求的这种状态，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需要主体不断地进行修养工夫，“至孝”的达成是这种修养工夫的其中一环。与“道”同冥同化的境界，虚虚实实，不可名状，拒斥一切观念、制度。庄子所向往之理想世界的实现，实则解构了“至孝”的观念。总之，《庄子》提出“至孝”观念，用“忘”的方法，消解了“事亲之孝”中“亲”的内容。“至孝”由对“亲”的突破而获得，仍然保留对“亲”的依靠性，且在语言上保留着“孝”的形式。庄子“逍遥”“无为”的生活理想在内容与语言形式上完成了对“至孝”的超越。《庄子》论“孝”，通过三个层次的逻辑推进，实现了对“孝”观念的解构。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