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史官传统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在孔子之前，史官是文化的拥有者、知识的传承者，几乎所有的典籍都与之有关。大到国家决策，小到民间生活，史官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所掌之职能逐渐转移到士身上，在诸子的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史官传统在帛书《易传》中的体现，尤其是“正岁年以叙事”“掌官书以赞治”两个方面的相关内容。

　　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涉及他对《周易》的态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云：“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易》包含“幽赞”“明数”“达德”三个层面的内容，前两者即“幽赞”和“明数”，属于巫史传统的旧内容；后者即“达德”，属于孔子“观其德义”的新内容。巫史传统是《易》学的老传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占筮预测人事之吉凶；而“观其德义”则是孔子开创的新传统，专注于“达德”的思想旨趣。孔子抛弃了巫史传统中有关占筮的内容，曰：“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认为史巫对易学的真正内容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会进行简单的操作。

　　虽然孔子抛弃了史官的占筮传统，但继承了史官传统的其他内容。马王堆帛书《易传》对史官传统的继承体现在两个方面：“正岁年以叙事”与“掌官书以赞治”。《周官》释史，曰“正岁年以叙事”，又曰“掌官书以赞治”。史官在其形成初期，即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掌天文历法，以观天时；二是掌国家典籍，记录政事得失。前者言天道，涉及窥测自然之一面，与古代天文律历有关；后者言人道，涉及道德政治之一面。司马迁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对史官两大职能的充分概括。

　　“正岁年以叙事”，此为史官第一大职责，以窥测自然之正岁为首要任务。史官通过观察天文，定四时节气，君主则顺应天时以行政事，农事活动也据此得以展开。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掌握天象当作治政的重大任务。《尚书·尧典》云：“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史记·天官书》载：“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可见，史官所掌之天文历法于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在帛书《二三子问》篇中，孔子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时，提及“天时渐”，其曰：“此言天时（渐），戒葆（保）常也。岁始于[东北]，□于西南。温始于□，寒始于□□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其）孙贵而宗不傰（崩）”。这里，“天时渐”，乃从解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而来，意为踏霜时当知坚冰不久即至，其中“渐”字指从“履霜”到“坚冰至”的时节变化。《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意在提醒人们要感受由阴阳变化所造成的时节变迁。在《稽览图》“六日七分”卦气图中，以坤卦配小雪，为亥月，是十月份。此时冬天刚刚到来，正是阴始凝也。其曰“此言天时（渐），戒葆（保）常也”，强调君主在天时渐变之际要顺天行政，以永保天道。

　　在另一篇文献《衷》篇中，孔子释“履霜，坚冰至”时提及“岁之义”，其曰：“孙（逊）从之胃（谓）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关于“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之语，我们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从时间层面而言，一年之计从冬季开始，成于夏季；从空间层面而言，一年之计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对此，如何理解？我们可从《说》卦中找到答案，其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连劭名先生曰：“艮当丑寅之际，夏正建寅，天气渐暖，寒气消。”艮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为东北之卦，处于坎卦与震卦之间，坎卦为冬日之卦，震卦为春日之卦，故坎卦之时冬季正要过去，故曰“成终”，此时春季尚未开始，故曰“成始”。以此可知，艮卦既是四季循环的终点，同时也是下一个循环的起点，所以说“始于东北”，即一切从艮卦开始。《说》卦又云：“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连劭名先生曰：“坤位未申之际，天运至此，暑气消，寒气起，万物收，百谷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坤为西南之卦，处于离卦和兑卦之间，即夏与秋之间，夏秋之时正是万物生长、收获的时期，故曰“万物皆致养”，正是“成于西南”之意。而坤卦与艮卦相对，一曰成始，一曰成终，终始往返便是一岁之成。

　　史官不仅观察、记录天象，同时也记录人间万象，对后者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先王政典层面。所谓“掌官书以赞治”，是说史官掌国家典宪，记载“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以此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那么，帛书《易传》中记载有哪些“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呢？帛书《易传》中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二三子问》《缪和》和《昭力》这三篇文献中。

　　《二三子问》篇是帛书《易传》六篇中的首篇，其成书时代最早，大约在战国早中期，因而体现出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性。其曰：“《易》曰：抗龙有（悔）。孔子曰：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佁（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正（莅政）也，若循木，俞高俞畏下，故曰‘抗龙有（悔）’”。《二三子问》篇正式提出“圣人之立正”的主题，“立正”，通“莅政”，意为临朝听政。越位高权重，越要敬畏比自己低微的人，这是圣人之政的必要原则。正如龙具备神威，处于高位，仍保持“无首”之德。不为人首，自觉处下，才是君子居吉之道。《二三子问》篇对君主谦逊谨慎、戒骄戒躁品质的强调，是与易学所强调的忧患意识紧密联系的。“祸福襍（杂）至，知（智）者知之，故 （严）客（恪/愙、愕/諤）恐惧，日慎一日，（猷―犹）有诐行卒至之患，盱予（豫）而不□□□也，故曰‘悔’。”谦德者常怀危机意识，才能警觉到旦夕祸福转化的微妙契机，内心威严肃穆，戒慎而不敢懈怠纵乐，不敢有邪行。

　　《缪和》《昭力》两篇在帛书《易传》六篇中成书较晚，大约在战国晚期，因而其中的政治思想呈现出战国晚期学术的一些特色。《缪和》篇针对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现实，亦特别强调君主的谦德，认为君主谦卑可以维持君臣关系的和谐。《缪和》篇对舜、禹之谦德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认为舜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正是因为拥有了谦下之德。其曰：“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其）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也’。”“此卦”指《谦》卦，强调《谦》卦之德在君主取天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昭力》篇通过孔子之口，结合《周易》所涉及的几个卦，分别对“卿大夫之义”和“君之义”进行了阐释。孔子提出，作为卿大夫，要尽心辅佐国君，保持君臣之间的和谐、信任，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树立“以德卫国”等思想；作为国君，应当以身作则、知人善任，应当注重国家政策理念的教育、宣传等思想。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