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了以本体维度言说儒家性命之学的思想理路，为儒家性命之学的后续相传奠定了本体论根基。两汉之后，由于佛、老之学的冲击，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长期晦而不彰，直至周敦颐以太极生理阐发人道之本，儒家这一性命之学才得以获得与佛、老抗衡的理论均势。由于周敦颐主要是从道德角度阐发生命之奥义，因而他的思想也呈现出鲜明的生命伦理特征。周敦颐对生命问题的伦理思考，虽言辞简约，却义理精深，不仅较为完整地体现出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旨要，也提升了儒家的生命境界。
太极生生
在《太极图说》中，周敦颐开源立本，明确说明了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本根依据和价值之源，从而为儒家围绕生命建构的伦理学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伦理本体论。周敦颐的宇宙本体论，以《易传》太极阴阳说为基础，同时借用道家“无极”的说法，又杂糅五行理论，较为明确地说明了万物源起的动力、宇宙的结构与生成过程。《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依是说，太极本无极，乃形上超越之本体，太极动静方有阴阳两仪，两仪进一步变合为五行，二气五行的交感运动，遂有万物生生。人亦本于太极阴阳，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惟人得其秀而最灵”。由此，人之生命越居于宇宙中心，从而确立起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特殊地位。人与万物，皆为同体而生，拥有共同的本原。故人、物皆有大本之性。所谓大本之性，即作为万物本体的太极之性。而太极之性，在周敦颐那里，实质即阴阳之道体的生生之性。
“太极”一词，本是《易传》中的一个概念，《易·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但这里的“太极”并不是本体论观念，先秦儒家亦未自觉以太极为根基建构其理论学说。自先秦至两汉，太极多被视为形下之混沌元气。周敦颐则首次基于本体意识赋予太极以新的涵义，并绘图立说突出其契合天德之义。在周敦颐那里，太极作为道体，是与儒家的天道本体同等的概念，因而太极之道，本质即天道。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又名《易说》，本是对大《易》生命哲学的发扬，从他对太极之道的阐发来看，太极之道的实质即大《易》的阴阳之道。不过，周敦颐重在突出太极的本体地位，阴阳之运动变化则被归为形而下者。对周敦颐而言，阴阳之道内蕴于太极之中，万物之所以产生并变化无穷，正是太极内蕴的阴阳机制作用的结果。所以，周敦颐的太极之理，就其精神本性而言，体现的仍然是大《易》哲学的“生生”精神。“生生之谓易。”故王阳明曰：“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然而，对于太极生生之理的哲学阐释，并不是周敦颐的最终目的。儒学要旨在于安顿人的身心，作为自觉传承“圣贤之道”的大儒，周敦颐以本体意识建构理论，阐发生命本原，意在说明人之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试图为完善人的生命找到正确的方式和途径，从而提升人的生命境界。
诚建人极
人与万物虽然皆出于太极阴阳，可谓同本同构，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有其特殊之处。人作为得天地之秀而最灵者，拥有与万物不同的道德本性和存在使命。这决定了人之生命存在形式的特殊性和完成自我生命的特殊方式。对于人的特殊生命价值的思考，在周敦颐那里呈现为“诚建人极”的思想，此思想是他借助《中庸》之“诚”的观念而合于仁义完成，突出了仁义对于人极之立的重要意义。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但从价值之本的角度言，诚在周敦颐那里则表现为本体论范畴，诚构成了人极确立的根本、价值的源泉。故曰：“诚，圣人之本”；又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和太极一样，体现的也是生生的精神。诚是天道的本质属性，故曰：“诚，天道也。”周敦颐不仅以阴阳生生之道规定太极的实质，同样以乾坤阴阳的创生性质来解说诚之源立。《通书·诚上篇》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依此，诚体之流行，即阴阳创化之过程，体现的是一阴一阳生生不已之本性。而诚的这种生生之性，亦是其作为“纯粹至善者也”的根本体现。人性无非是对此“善生”之性的“继”和“成”。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但是，并非人人生来皆能完整地“继”和“成”诚之品性。由于人生来五性感动未必皆得性命之中正，故需要修养、规范以成就真正的人性和人生。“成人”“成圣”是个渐进的过程，故“人极”有个“立”的问题。虽然“诚”开了“人极”之端，但要确立人极，人还必须借助某种形式或途径来反身以诚，从而成为真正大写的人。对此，周敦颐给出的具体方法即“定之以中正仁义”。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本名《易说》，故其所曰“中正”当源自易理。在易理中，“中正”是指爻位居中且处于正位，是“美善的象征”。周敦颐以此喻人当中道、正道而行。而若要做到中正而行，现实的做法即由仁义而行。在周敦颐看来，由仁义行，是保持中道而行、彰显人道的根本，故曰：“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以仁义为人道根本，是原始儒家的基本观点。但周敦颐并未止于此，而是将仁、义与天地的“生”“成”之道联系起来，故曰：“生，仁也；成，义也。”仁是宇宙万物的生机所在，内蕴于每一个活泼泼的个体生命之中，因而一个真正的仁者，必不会轻慢任何具有天地之“生”之意志的生命存在。周敦颐不锄窗前草之典故，正是周敦颐之仁心与天之生德相契合而形成的自然心理反映。而这种自然的厚生、爱生意识，也正是一个人具有仁德之风的体现。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生命存在与万有之生命存在具有一体共存的同一性之时，儒家的“博爱”理论也就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本体论证和支持。所以，周敦颐定之以仁义中正、以诚建立人极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的生命本质和价值特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天人之间的自然界限，使人类对自身的思考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为人类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提升生命境界提示了根本方向。
与道合一
周敦颐以太极作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的根源，以诚贯通天道与人道，将人性与万物存在之性作统一性的理解，已经包含着万物一体、天人共生的系统生命的认识。万事万物同本同宗，皆出于太极阴阳之化生，故万物虽形态不一，但在大本大原上，无不具有共同的生命本性；又由于万物同出一体，处于彼此联系的生命机制之中，从而使整体宇宙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生命之境。人与万物的这种联系性决定了人的生命追求和境界提升必须放诸宇宙整体中去考察。由此，形成了周敦颐独特的生命境界论。在《通书·颜子篇》中，周敦颐借颜子之乐表达了他关于生命境界的基本认识。“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者，即“道”和“德”。周敦颐曰：“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君子与道合一，以德充身，故有与天地同在、万有共荣之乐。“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所谓“道”，即万物生生之道；所谓“德”，即人体会天地之生德而内化于心的生活信念。所以，在周敦颐看来，颜子之乐来自颜回对生命本质和道德境界目标的体认之乐，是在追求与道合一过程中获得的生命本体之乐。这种乐如程颐所言，不是把道作为一种外在的知识性对象加以追求的乐，而是在精神上与道合一之乐，也即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通彻合一的自然心境产生的泰然之乐，它有着昭纳宇宙、涵养万物的恢弘气象，故超越了个体的境遇得失。总之，万物生生，人与万物同体共生，命运休戚与共。人一旦有此精神和生命境界认识，在对待自然万有上，势必更富有参赞天地化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儒家生命伦理思想研究”（17BZX09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