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关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中国人都不得不直面的话题。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和西方汉学家安乐哲，分别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出发，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个“中西会通”的文化目标。针对这一目标如何达成的问题，牟宗三和安乐哲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了一种面向全人类、不拘一格的跨文化视域。
牟宗三的会通：共同哲学架构下的中西契合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一直将中西方文化关系当作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他认为哲学是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中心领导观念”，在其《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一书中，与近代很多人从中西两方的特殊性出发作出长短、优劣的评判不同，牟宗三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从二者的特殊性中揭示出共同的问题架构——“一心开二门”，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中西方哲学乃至文化会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首先，牟宗三讨论中西方文化会通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两者因为有共同的哲学架构而具备了交会点、相通处，使会通成为可能。牟宗三以佛家的“一心开二门”来定义这一基本哲学架构。在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中，“二门”分别体现为佛家的“生灭门”“真如门”，道家的为道、为学和儒家的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二门”的划分则体现为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二分。虽然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者和哲学流派的看法和偏重有所不同，但是牟宗三认为这种划分是贯穿始终的。
其次，中西方哲学这种“一心开二门”的共同架构，是在双方特殊的偏向中呈现出来的。由于这种偏向的存在，中西双方之间就有了“商量的余地”和沟通的必要性。用牟宗三的说法就是，西方哲学关注的重点在于自然或者说外在的对象，中国哲学则更关心生命。他认为西方哲学对现象界的经验实在问题的积极关注由来已久，就连被称为经验论与唯理论调和者的康德，也强调主观形式只有应用于感性所予现象之中，才有实在性，而关于物自身、上帝之类对象的本体界知识，则不具有实在性。英美经验主义哲学更是对本体界缺乏兴趣。而中国哲学与之相反，更关注生命、本体界的问题，对现象界则相对消极。牟宗三提出，中西方哲学对于现象界与本体界的不同“偏好”，来源于对“智的直观”的不同认识，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把针对本体界的智的直观给了上帝，人类只有感性直观，所以只能把“偏好”圈定于现象界之中。中国哲学则认为人类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拥有智的直观，达到对本体界的觉识，因而对之孜孜以求。
抛开对中西方文化界定准确与否的问题，牟宗三从中西方哲学中挖掘出本体界与现象界、感性直观与智的直观二分的普遍性架构，并强调这种普遍性框架是在双方对于智的直观的特殊性解说中呈现出来的。这种把特殊性作为普遍性的呈现方式，消解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解说方法，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
安乐哲的会通：尊重特殊性前提下的中西互补
无独有偶，美籍汉学家安乐哲在论及中西方哲学问题时，也提出了会通的观念。与牟宗三不同的是，安乐哲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从对西方社会误读中国经典，将中国文化排除在哲学之外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的反思出发，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一多对立”而展现出的“一多不分”的特性，强调其对改造和丰富西方价值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将中西方哲学作为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予以并列，从解决人类共同的时代课题的功用角度，实现双方的互补与会通。
作为一个谙熟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安乐哲一直积极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哲学与文化。在他看来，这种传播工作的第一大障碍就是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哲学乃至文化的误读和忽视：一方面体现为西方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对主要概念的错误翻译；另一方面体现为从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立场出发，以西方哲学体系为评判标准，将中国哲学排斥在哲学范围之外。
针对翻译上的误读，安乐哲强调翻译中国经典文献时应秉持一种克制、宽容的基本原则与态度。他认为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经典文献时，应时刻警醒其所面对的是另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且自觉到以西方语言翻译中国哲学术语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明白这种诠释和解读只能是一种建设性的尝试理解。
针对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倾向的“傲慢”，安乐哲肯定了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一多二元”结构的“一多不分”特质。通过历史性的溯源考察，安乐哲认为西方哲学传统具有一以贯之的结构特征——一多二元，它体现为凌驾于宇宙万物之上而主宰之的、超越性的 “一”与由此“一”单向派生出的一切个体之“多”间的二元对峙关系，从而造成了西方科学所崇尚的注重规则、逻辑，追问理性秩序的线性因果思维方式。而中国哲学在其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一多不分的结构特征，它表现为关联性的思维模式，注重事物的特殊性、关联性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一种与“一多二元”相对的结构，它导致了从关系中理解个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具体体现为角色伦理和无神论的宗教性。
安乐哲强调修正翻译中国经典的原则、方法，挖掘中国哲学的特质，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中西方会通观念。他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深刻认识到了一种强势文化中具有的自我文化中心论的弊端。因此，相对于顽固持守西方哲学概念体系，对中国哲学进行批判性“格义”的做法，安乐哲超越了单纯的中西对比，积极探索中国哲学、文化的特殊价值，使中西方哲学作为不同的文化资源，实现平等的相会、相通。
两种会通观展现跨文化视域的不同侧面
牟宗三和安乐哲从各自文化背景出发，在对待中西方哲学、文化关系的问题上，都提出了实现会通的目标。与单纯立足于各自文化本位，对另一方进行批判、估价相比，二人的会通观体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跨文化视域。
一方面，所谓跨文化视域是指跨越中西方各自的文化本位，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视角，承认人类文化具有作为会通基础的普遍共通性。在这方面，牟宗三强调的是由人类所共有的理性思维带来的、通过概念表现的哲学真理的普遍性。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史的分别梳理，他揭示出了一个中西方共有的哲学架构——“一心开二门”，促使双方在统一概念架构下对话，进而评价中西方哲学的差异、得失，实现互通与互补。安乐哲关注的则是中西方传统对推动现有世界发展的作用。他从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是否能推动人类世界向更好方向发展——出发，将东西方文化传统视为可供利用的文化资源，从而肯定了两者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和在作用上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跨文化视域是对非本位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完整性的尊重。在超越本位文化普适性偏见的基础上，就会发现每种文化传统的特殊性都是一种不容随意抹杀的客观存在。安乐哲基于对西方翻译中国经典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反省，提示西方人在接触中国文化时，应时刻警醒自己所面对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牟宗三则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角度，强调哲学真理的普遍性要通过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来呈现，不能为了强调普遍性而抹杀特殊性。特殊性意味着中西方文化都是有偏、有缺的，不可能实现“唯我独尊”式的完满。因此，所有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形态，都有相互会通交流、取长补短的必要性。正视和尊重不同文化客观存在的特殊性，是实现会通的前提。
综上所述，牟宗三和安乐哲分别从不同文化背景出发，提出了“中西会通”的目标。虽然二人的具体说法不尽相同，但从本质上来说，都体现出了一种超越自身文化本位的跨文化视域：一方面跨越种族、地域局限，站在人类整体的高度上，承认人类在理性思维等方面具有的普遍性，使跨文化的会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长处和弱点有清醒的认知，尊重和发挥各个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谦虚、包容的态度取长补短，充分认识各种文化相互会通的必要性。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