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家自孔子以来最为坚定的信仰。虽然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荀子也说过“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都肯定了圣人可学而至，但是，北宋之前儒家圣人观的整体基调仍是“圣人不可慕也”（《成之闻之》），直至被世人誉为“善学圣人者”的周敦颐明确提出“圣人可学而至”（《通书·圣学》）的观点，才有所改变。随后，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圣人观，以繁琐的“格物致知”作为成圣之教。而王阳明将成圣与“良知”联系起来，为“学以至圣”这一儒家基本信念和崇高追求开拓了可行之路。
希圣之方：学以至圣之可能
王阳明少时便立志成圣，但在朱子格物学的教导下屡次受挫，曾陷入一筹莫展之境地。直至龙场悟道后，王阳明才意识到早年学以至圣之所以失败，是朱子开的希圣之方有误，即误解和歪曲了圣人的本质所致。
王阳明认为，圣人的本质不在于才力的大小、知识的多寡，而在于其内心的纯乎天理。他从纯度的视角去把握圣人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传习录》的精金之喻中：“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量；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以为圣人； 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量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王阳明以黄金的成色与分量为喻，意在强调圣人的标准不在于外在的才能和学问，而在于内心的纯正和对天理的持守。如若心向外求，以数量化的多识多能为标准去追求成圣，犹如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而不肯在成色上下功夫，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一来，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也就不再有金子了，这显然与至圣之路背道而驰。
“心之良知是谓圣”是王阳明给出的希圣之方：“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这段话中的核心范畴无疑是“良知”。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源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那里，良能和良知都是人先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王阳明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良知普遍存在于所有人的内心之中，“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以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既然良知人人都有，那么人人都是潜在的圣人。
王阳明破除了世俗观念对“圣人”的神化，他的希圣之方同时具有内在性和普遍性特征，一方面使得至圣的途径不再繁琐，只需内求德性，无需外求功勋、才力、知识及技能；另一方面，使得至圣的主体由士大夫阶层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于是便有“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说法。这些都为“学以至圣”提供了可能。
成圣之志：学以至圣之基础
虽然王阳明认为，圣人与凡人先天都具有良知，二者在起点上实无不同，但是也承认“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传习录中》）。其中，“致”是至、极、尽之意，“致良知”就是至极、拓展其良知，将良知运用到人伦日常当中。之所以要“致”良知，是因为良知会受到私欲的遮蔽和阻隔，需要不断剔除心中的私欲，才能找回良知的本体。所谓“私欲”，并非指人所具有的客观生理需求，而是指主观心理动机，正如朱熹所说：“饱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学以至圣，离不开致良知；致良知，首先需要立成圣之志。王阳明曾对门徒说过，“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传习录下》）。不仅如此，王阳明还多次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志）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传习录上》）
由此可见，志向坚定，就不会有烦恼，定能安静，从而专心致志在至善处；志向真切，就不会有不能认清的私意；志向成熟，无论做什么，主观愿望都不会违背客观规律和人为的规矩。存养志向可以使人在善念萌生时，知道并加以扩充，在恶念萌生时，知道并加以遏制。“立志”对于“求学”而言，犹如“植根”之于“种树”。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换句话说，只有明确目标，方能为求学活动提供方向和动力。当然，立成圣之志并非要求人们不食人间烟火、放弃世俗、隔断红尘，“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传习录下》）。
在王阳明看来，坚定的圣人志向是学以至圣的必要前提和现实基础。只有具备了这一真切而诚挚的成圣之志，才能在抑恶扬善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然便会被私心所迷惑，使良知被遮蔽，使人迷失方向或停滞不前。
作圣之功：学以至圣之途径
王阳明曾将“立志用功”比作种树：“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其中，“枝叶和花实”可以理解为致良知以成贤成圣，而“栽培灌溉”主要包括：居敬存养、省察克治以及事上磨炼等功夫。
居敬存养与省察克治有助于体认良知，其中前者从积极方面来促成对良知的体认，而后者主要是从消极的方面实现对良知的体认。如何居敬？王守仁主要把它理解为“主一”，即“专一一个天理”，专一其他即为“逐物”，“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传习录上》）。省察克治之功，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省察功夫就是反身而诚的内省，静坐思虑，将好色好货等私欲逐一搜寻出来，找到病根；其次，搜集到了病因所在便要拔出病根，这就是克治功夫，即克己；最后，去得人欲，存得天理，就必须思诚，唯有达到诚的境界才能彻底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它是学以至圣所必需的作圣之功，“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可见，立志之用主要显现在学以至圣的初始阶段，待志定后，需靠省察克治之功扫除心中私心杂念，并且要时时用功、处处用力省察克治。当然，王阳明认为，仅是省察克治仍不够，还必须通过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事，加强道德修养的磨炼，这便是“事上磨炼”。
事上磨炼有助于实现良知，它要求道德主体在具体的日常行事过程中，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过与不及都是私意，只有达到天理中和处，才能去掉私意，识得天理。虽然内在的居敬存养和省察克治之功不可缺少，但若只知在静中涵养，一旦碰到事情，脚跟势必站不稳。因此，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的重要性：“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当然，不论是居敬存养、省察克治，还是事上磨炼，都需要弄清楚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格心、正心，使自己的内心像明镜一样光亮，使自己原本的良知得到清晰的呈现。正如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所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人，照上用工，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工，明了后亦未尝废照”。通过对比可知，王阳明的希圣之方是以圣人与常人的本质区别为诊断依据，从而对症下药，提出学以至圣的有效方法。镜子如何照物、所照之物为何统统不重要，重要的是镜子是否明净光亮，如同除去私欲的良心一般。这才是真正的至圣之道。
（本文受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