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9年的世界很不平静，单边主义盛行，英国脱欧跌宕起伏，中美贸易摩擦峰回路转，全球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明显，局部热点冲突不断，国际秩序频临变数。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秉持公平正义原则，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全球发展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资讯”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密切追踪国际重大事件，报道学术热点话题，广泛采访国外学者，呈现各方真知灼见。岁末年终，我们谨摘选若干精彩片段，奉献读者。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新中国70年成就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有关庆祝活动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成就受到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表示，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的重要引擎，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参与，中国的科研创新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新的贡献。英国国会前议员乔治·加洛韦（George Galloway）表示，70年来，中国不断创新、变革，适应形势变化，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尽管也遇到了一些外部的打压，但中国经济仍旧实现了腾飞。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私营经济也得到了繁荣发展。中国不仅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还大大提高了人均寿命；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不断努力，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可以说，中国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和远见。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石田隆至对本报记者表示，听了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印象最深刻的是“和平”二字。和平外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理念。7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克服各种国内国际困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能够成就今天这番前无古人的伟业，不仅令每个中国人充满信心，而且让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看到了希望，获得了勇气。这种“中国模式”已经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相信中国今后将会取得更大发展。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70年来，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中国持续推进科研创新领域发展。理解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日益重要。中国研究在英国不断发展，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和到中国留学的英国学生都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明互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科技、经济等多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尊重历史文化、开展教科文领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进沿线国家教育与文化交流合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宗旨相契合，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
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引擎
1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201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2019年到2021年全球经济将面临下行风险。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弗朗齐丝卡·奥恩佐格（Franziska Ohnsorge）表示，未来全球经济将面临4种风险：一是金融市场结构风险；二是贸易风险；三是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四是全球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速同步放缓带来的风险。报告认为，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将继续逐步取消宽松政策。较高的债务水平使得一些经济体，特别是贫困国家在面对全球利率攀升、投资者信心下降或汇率波动等情况时，表现更为脆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直面这一挑战，并致力于推进公平发展，促进共享繁荣。
奥恩佐格对本报记者表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缺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提升沿线各国互联互通水平。中国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卓越贡献。201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开始采取措施，消除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需要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有信心完成持续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Robin Xing）也表示，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将出台更多结构性宽松措施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并适度保持广义信贷增长，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加拿大皇后大学国际与国防政策中心研究员詹姆斯·安德森（James L. Anderson）表示，作为最重要的全球增长引擎——中国正在通过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和技术驱动的创新力量，为自身及世界提供保持经济活力的智慧和方法。
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智库瓦尔代俱乐部研究员蒂莫菲·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各国创造多边合作的空间，从而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嘉宾的地域代表性有所扩大。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和影响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在国际贸易地图上，“欧亚大陆桥”已经清晰可见。建立广泛的多边合作机制可以消除人们对中国的各种担忧。对中国而言，用多边主义的方法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可以有效地避免陷入孤立局面。中国只有依靠多边途径和机制，才能成为真正的全球合作领导者。
瑞典国防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米凯尔·维斯曼（Mikael Weissmann）表示，目前，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形象投入国际事务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政策上的协调，通过基础设施、贸易、金融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连通中国与亚洲、南太平洋、东非和欧洲等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中国软实力提升密切相关。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卡拉汉（William Callahan）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构建更为有效的规范和规则，来重新构建区域秩序，并最终对全球秩序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强调合作共赢，体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一带一路”提到的“连通性”不仅仅停留在物理层面，同时也体现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制度创设和行为规范等方面。
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公民与全球化教授蒂姆·温特（Tim Winter）表示，国际社会重点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如贸易往来、基础设施合作等。不过，“一带一路”还带来了一种文化合作，这一点不容忽视。中国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增进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期盼G20峰会扩大共识
6月28—29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宣言》。英国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教授克里斯·罗利（Chris Rowley）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的时间节点正处在历史关键时刻。世界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放缓、大国竞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等多重挑战。在罗利看来，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预计到2050年，亚洲将占据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8%，亚洲人口将占据全球总人口的51%。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雷恩·叶尼·林格伦（Wrenn Yennie Lindgren）认为，此次峰会能够继续保持开放市场和全球贸易的核心原则，提出降低风险和经济不稳定性的解决方案。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G20迫切需要形成更好的国际协调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表示，目前的全球经济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等挑战，中国是开放式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捍卫者。开放式多边贸易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世界带来了发展和繁荣。维护这一体系，对于G20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全球挑战中心主任丹尼斯·格利希（Dennis Gerlic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G20在特定的政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有利于各成员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面对跨境及全球性挑战，多边的解决方案可能比单边的更为有效。例如，在实现气候目标等方面，G20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影响全球议程。G20平台上的经验交流既为各国决策提供了宝贵借鉴，还可能对各成员国的国家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跨界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认为，将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人员与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法国发展研究所主任研究员让-吕克·肖特（Jean-Luc Chotte）对本报记者表示，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能够满足人们当前的需求，又不削弱满足未来世代需求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有许多学者正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中利用专业知识来定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同时试图了解通过何种进程可以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但是，只依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提供能够同时满足当前和未来需求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通过跨学科合作来推动政策决策，以此阐明如何在不同领域通过协作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矛盾。
肖特提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该鼓励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各展所长。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应该发挥互补作用。我们既要鼓励发展能够生成“通用”知识的基础学科，也要鼓励应用学科研究现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不应要求所有学科把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促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技术作为发展目标。对现在和未来需求的回答必须建立在通用的科学证据之上。我们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来理解自然和社会、全球与各地区之间的互动机制。在这种合作中，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彼此宽容、平等相待，不能觉得自己的学科处于主导地位或可以凌驾其他学科之上。需要创造条件，在一个新的维度下整合不同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论，而不只是用一个学科或领域的方法重新研究另一个学科或领域中的问题。要在考虑社会变化及其需求的情况下扩展思维。不仅要将学者与非学术领域的参与者联系在一起，也要将通用或前沿的学术理论与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联系起来。
学术合作推进中西方文明互鉴
知识是促进理解的基石。英国剑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彼得·诺兰（Peter Nolan）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西方智库应通过人文交流，深化学术研究成果交流，增进西方政策制定者、商业决策者、学术研究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并鼓励西方学者加强与中国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沟通。诚然，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存在多种挑战，不仅是语言方面，还涉及历史经验方面。当前，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西方发展面临重重挑战，值此关键历史节点，西方学者需要增进对中国发展的理解，中国也需要增进对西方社会的理解。
诺兰提到，中英合作前景广阔且意义重大。未来，在推进中英文明互鉴、人文交流方面，双方大有可为。当前，中英学术合作比人们预想的要更深入。中英两国学界应以现有规模为起点，推动双方合作更加深入。知识是无国界的，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文交流及学术沟通。令人可喜的是，中英两国都重视学术交流，认可人文交流的价值，并希望拓展交流范围，因此双方在未来开展更深更广的合作是大势所趋。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事务研究所所长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也对本报记者表示，中英学术交流合作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英国的大学不再依赖欧盟的支持后，中英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大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在我们面临共同的全球挑战之际，对于英国的大学来说，与中国同行合作是很重要的。毫无疑问，中国在大多数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研究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也得到了发展。随着各方面支持的增加，学术发展将更进一步。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未来，中英两国的学术合作将逐渐加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英国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把更多对中国的了解带入英国的学术领域，将成为英国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完善学术影响力评价机制
学术研究可以不断推动知识聚合，造福于全人类。然而，随着当前数字技术的进步，学术研究在适应数字技术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数字创新中心副教授萨沙·弗里塞克（Sascha Friesike）认为，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开放学术改变了知识创造和分享的方式。从目前来看，尽管新的数字设施与线上传播渠道的出现正在改变科学知识创造和传播现状，但一些政策制定者及相关研究组织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变化，传统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标准难以科学衡量不断变化的知识创造和科学实践。当前学术实践正在发生转变，并带来了学术影响力形式的改变，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多方合作产生影响力；其次，学术影响力产生的形式不同；再次，学术影响力呈现动态变化趋势。
弗里塞克认为，虽然无法全面评价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但不能忽视产生学术影响力的各类重要途径。过去长期以来，学者只通过单一途径共享科研成果，即学者将其研究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期刊上发表。然而，当前学术影响力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同时还会在数字通信技术的影响下产生变化。在一个日益依赖开放学术的世界里，只通过计算学术文章数量的方法来衡量学术影响力显然已经不够。因此，对学术影响力的评价要考虑到新的研究实践、研究成果的不同形式等多方面因素。开放学术是当下评价一项研究的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框架。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公共政策教授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表示，学术研究可以走出校门，为社会创造利益，因此准确理解学术影响力并据此对学者进行褒奖就变得很重要。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力的方式各有不同，所以不能用单一的方法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及影响力。
数据技术助力社会科学研究
推动数据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变革。美国智库城市研究所首席数据科学家格拉汉姆·麦克唐纳（Graham MacDonald）对本报记者表示，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发展的第一个机遇是利用大数据系统模拟情景并进行预测，以更好地掌握公共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当前，决策者们希望了解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变革对不同人群产生的影响，并进行量化评估。但由于目前尚无十分有效的方法能够同时对各项政策的影响进行量化评估，因此决策者们只能不断进行政策调整来得到不同结果。但是，通过借助云计算便可对大量的政策变革进行平行设置。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发展的第二个机遇是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资源结合，构建实时、成本效益高的早期预警系统。要进行准确的人口评估，研究者必须展开田野调查，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随着对大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再加上一些较小范围的调查数据，便能够帮助我们实施精确度更高、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人口普查。数据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发展的第三个机遇是网站抓取和文本提取等新技术，可以解锁不同文本形式中“受困”的数据资源，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材料、新思路。如今在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中，有很多工具能够从便携式文档格式（PDF）文件中提取文本、从网站上抓取数据，并能使用先进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对其进行处理，从而解锁“受困”的数据资源，建立新的数据库，帮助推动社会科学研究。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中国政治与社会高级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现代化不仅需要具有创新性的自然科学，也需要具有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现代化不仅带来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政治、心理、哲学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新兴技术影响未来就业形势
当前，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并快速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多个领域。公众在享受新科技带来的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人类劳动者前景的担忧。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应具备哪些技能？如何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应该怎样调整公共政策以适应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布鲁金斯学会政治治理研究项目研究员马卡达·亨利-尼基（Makada Henry-Nickie）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能感觉到数字技术对工作、通信、商业、日常事务的影响，但由于缺乏清晰统一的定义、技术发展速度极快等原因，研究人员一直未能真正量化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约翰·格里高利·莫里塞特（John Gregory Morrisett）的建议是，首先要打下坚实的“数字”基础。例如，统计学在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中一向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它对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学习起着关键作用。一定程度的计算机技能对各专业学生来说都是必备的，即便无需每个人都会编写复杂程序。其次，要注重人文科学与技术的融合。现在许多技术专家对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缺乏了解。通识教育是一个好的起点，但还需要更多的跨学科学习和终身学习。如今，人们可能每隔几年就转换一次专业领域，所以再学习、再培训是必要的。
构建更平衡的国际关系理论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国际关系理论起初就是建立在“核心”的关切维度之上的。而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来自“边缘”的国际关系主张，包括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泛地区主义等，就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出声音。不过这些话语更多来自政治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表述，而非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来自“边缘”与“核心”的国际关系话语开始出现缓慢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需要在相互尊重、对话以及学习的精神下继续融合。因此，他呼吁打破“欧洲中心论”，建立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
美国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国际安全项目主任斯蒂芬·米勒（Steven Miller）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对现实主义给予了很大同情，我认为他们讲的都是国际关系的根本基础”。然而，现实主义的特征常常被误导。权力很重要，这是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关于“国家是理性的”假定是对现实主义的误导。很多人包括现实主义者自己都称现实主义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错误认知很多时候是受某种偏见的误导。
国际关系理论在未来的发展会呈现出更多的多样性，而那些一直被忽视的话语也可能逐渐变得更强。但是，有学者提醒，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或者构建，不能过度强调本土性和例外性，也不能突出对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与政治学教授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所谓构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提出是因为欧美相对在衰落——变得有些缺乏自信，资源相对在减少，实力也相对在减弱。但问题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最终会成为类似不结盟运动，还是真正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全球性，还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