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一时间节点上，总结、反思与创新成为文艺学研究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基本理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美学、新媒介文学研究等成为热点问题，共同绘制了文艺理论研究的年度图谱。

　　当代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再出发

　　2019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重心是“如何当代化，怎样中国化”这一实践性问题。党圣元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发展与走向》认为，典型和真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现实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当前的文化文艺工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的“四个坚持”和“四力”，包含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需要深入领悟和贯彻落实。范玉刚的《70年文化建设凝聚复兴的磅礴之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立足现实国情、回应时代关切中，以文化理想的弘扬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助力中国崛起。

　　胡亚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新探》对“文学与政治”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命题进行深入考察。作者认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政治”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改变，从阶级政治延伸到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这种重返和转型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予以重新审视和表述。丁国旗的《正确认识“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认为，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讨，“美学的”与“历史的”不平衡性始终存在。正确理解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标准的理论内涵及其不平衡关系，能够大大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推动优秀作品的涌现，尤其对促进我国当代文化与文艺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段吉方的《“五四”文学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图景》认为，“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存在一个从“译”“介”“引”到“学”“研”“化”的升华过程，展现了文化、审美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历史图景，这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立场与方法：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建构

　　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是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文艺理论场域中的体现，已成为文论界的共识。如果说关于“失语症”与“强制阐释”的讨论主要关注建构中国本土文论话语体系的急迫性，那么2019年的相关讨论则更关注建构的立场与方法。

　　2019年，张江进一步深化关于公共阐释的讨论，推出《“解”“释”辨》一文。他从古代文字发生学入手，深入考查“解”与 “释”的本义，认为以 “阐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必要且充分。在与图宾根大学教授奥特弗莱德·赫费关于阐释边界的对话中，张江区分了“原意性阐释”与“理论性阐释”，认为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外在的赋予，而是自身和内在的“有”。确定的意义不能代替开放的理解，理解的开放不能超越合理的规约。是否逾越具体的历史的边界，是衡量阐释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原意性阐释”还是“理论性阐释”——关于阐释边界的对话》）在《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中，作者提出，阐释因开放而无限，因有限而收敛。这种开放与收敛平衡、无限与有限相融、无限在有限中展开、有限约束界定无限的辩证关系，可以借助“正态分布”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分析确证。在《阐释逻辑的正当意义》一文中，张江进一步提出，阐释逻辑是生成与展开正当阐释的必要条件。一切科学都必须以完备的逻辑基础为支撑，都必须服从理性的逻辑要求。着重于阐释的确定性、开放性、收敛性、融贯性、可接受性等几个方面深度切入，努力解决阐释学理论建构上的核心关切，生成自洽完备的公理与规则系统，并构建区别于经典逻辑和现有非经典逻辑的阐释逻辑，是阐释学理论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当今逻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取向。

　　刘成纪的《中国传统诗教如何达至公共阐释》考察了传统诗教生成的因素。文章认为，《诗经》文本涵摄意义的普遍性、其内在的理性主义特质，在后续的阐释中被规划进中国礼乐传统以及儒家教化乃至国家教育制度，有力推动了其传播与接受的公共性认知。这种阐释和教化方法铸造了传统中国的风雅特质和美丽韵致，就此生成一种从诗出发的政治学和伦理学。

　　对70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进行阶段性分析与评判也成为2019年度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高建平在《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一文中对70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轨迹作了细致梳理，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进程中“不同层次的资源接受”“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循环”及“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变化”三个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论体系的构建展开了模型分析，对文论体系的当代建构提出了理论设想。

　　建构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摈弃对西方文论的引介、讨论与参照。张永清在《“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中考察了19世纪白尔尼和海涅关于艺术创作的政治品格、世界观以及艺术观等问题的论战，并对马克思、恩格斯、勃兰兑斯、梅林、卢卡奇、韦勒克等人的相关理论主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对文学批评的价值评判应从社会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出发，文学批评应恪守批评的边界，真正的文学批评应是真诚、理解、同情的批评。

　　对中国古代文论当代价值的考察仍是本年度文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傅其林在《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反思》中认为，富有中国特征的传统文论在世界文论体系中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具有稳定性和制度性的审美意识形态结构，规范着对文学经验的阐释与逻辑，为文学公共趣味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要确立传统文论的当代合法性，需进一步展开对传统文论的知识学梳理，在跨文化交往中凸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法，提高传统文论阐释世界文学经验的能力。

　　时代与创新：当代文艺实践的理论拓展

　　紧跟时代、直面现实既是文艺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动力，同时也是文学扎根现实、理论维系实践的鲜明体现。2019年，网络文学、新媒介文学及人工智能审美仍是文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为网络时代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典范形态，网络文学有着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因此具备理论考察的巨大空间。而媒介作为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之后的第五种元素，随着其在文学生产、传播机制中的价值凸显，愈益成为当下文论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批评的五个焦点问题》中认为，网络文学批评目前存在评价体系建设、批评原则设定、批评特征与方式体认、作家作品和类型化创作及评论等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回应、探讨这些核心问题不仅是网络文学批评的责任，同时也关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路向。单小曦在《媒介生产视域下的文艺生产力研究》一文中将文艺生产力划分为“媒介性生产力”与“非媒介性生产力”。作者认为，在数字化生产力时期，非媒介性文艺生产力要素越来越被媒介性生产力所裹挟。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文艺生产的诸多生产力要素不断融合，新媒介文艺生产力的现代形态由此生成。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对人类主体性的思考与担忧，是近年文论研究的新动向。王峰的《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三种时间想象与当代社会焦虑》，对科幻叙事的三种时间想象形态即远景想象、中景想象和近景想象展开分析，揭示出不同时间想象所呈现的不同社会叙事功能，进而将技术发展与科幻叙事所赋予它的想象成分相剥离，以客观的方式看待人工智能，以此有效缓解当代人对人工智能的焦虑。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