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于1918年出版，并在次年产生巨大轰动，故1919年被称为“斯宾格勒年”。去年，此书问世百年之际，欧美学界出版了纪念性的研究文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悠长身影——〈西方的没落〉问世百年》，以回顾和反思这部曾轰动整个欧洲且至今仍可谓余音绕梁的巨著。然而，斯宾格勒其人其书在我国一直处于被冷落甚至被遗忘的状态。《西方的没落》中译本直到2006年才出版，此后也鲜有学者研讨或论及此书。与斯宾格勒的被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另一位德语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属于人气旺盛的显学。国内学者在研究海氏思想时，对两人在思想上的关联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探讨。但是，只要读一下《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前五章，以下事实显而易见：那些后来成为海氏思想，特别是《存在与时间》核心概念的语汇如“存在”“时间”“死亡”“恐惧”“关切”等，在《西方的没落》中亦扮演着关键角色且已被深入探讨了。

　　与海德格尔一样，斯宾格勒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的每一重大问题”，而存在本身又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即与人对死亡的恐惧相关，由此揭示出了“那个谜一样的字眼‘时间’”。斯宾格勒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即是时间，但我们也具有历史的意象，在这一意象中，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对的诞生，就像两个谜一样的东西。”同时，斯宾格勒还指出：“在生存的决定性时刻，当人……体认到他在宇宙中无边的孤独感时，世界恐惧就第一次将自身揭示为实质是人面对死亡、面对光的世界的极限、面对僵硬的空间而产生的恐惧。”这些话语的风格与《存在与时间》中对死亡与恐惧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让人在读到它们时不能不联想到海德格尔。

　　此外，斯宾格勒与海德格尔一样把关切（Sorge）视为人之生存的基本活动，他认为：“正是这种原始的关切情感，主导着西方的观相学，也主导着埃及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观相学，是它进而又创造了性爱的象征主义，以家庭系列的个体生存的形式表现着无休止的生命的涌动。”斯宾格勒同样指出了关切与时间及死亡的紧密联系：“在我们对还没有成为过去的生命产生一种永远警醒着的关切之前，是不会有对已成为过去的东西的关切的。动物只有未来，但人却同时还知道过去。故而，每一种新生的文化都是在一种新的世界观中且随着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现而觉醒的……它突然瞥视到死亡是可感觉的世界的奥秘。”不难看出，斯宾格勒的思想并非聚焦于传统形而上学所追寻的带有彼岸色彩的抽象理念或绝对真理，而是关注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与方式，关注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并由此导出对整个历史演变的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德格尔的思路与斯宾格勒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后者是海氏生存论分析的先驱。

　　海德格尔对《西方的没落》无疑是很熟悉的。1920年4月，海德格尔于威斯巴登市作过一场题为“斯宾格勒及其著作《西方的没落》”的演讲。据此可以推断，海德格尔早年曾对《西方的没落》下过相当的功夫，故而其后来的思想受到此书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正如丹尼尔·迈耶（Daniel Meyer）所言：“因为海德格尔在其生前出版的作品中极少提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使得他对斯宾格勒的研究的强度难以被察觉。”事实上，海德格尔对斯宾格勒的评价在短暂的三年间经历了一次两极化翻转。在1920年的课堂上，海德格尔贬斥斯宾格勒的哲学是过时的和“空洞的废话”，并把《西方的没落》在社会上取得的轰动效应与热销归因为“当今那些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庸众的无知与新闻业的浅薄”。此时的海德格尔完全否认《西方的没落》的原创性，并将其中的思想归结为教条化的形式主义与空洞的符号主义，认为这种形式化的符号最终都可以通过函数性的数学表达式y=f（x）予以说明。然而，从1922年到1923年，海德格尔对斯宾格勒的态度发生了近乎180度的转变。在1922年的“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课上，海德格尔称斯宾格勒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精神”；在1923年赴马堡就职之前的课堂上，海德格尔称赞道：“斯宾格勒将所有那些在此彷徨地、胆怯地涌向终结的一切都挪开了。在斯宾格勒之前，没人有勇气，将那些在近代历史性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中已存在的特定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此时的海德格尔将斯宾格勒视为在其他人都认为安然无恙的地方嗅出问题的先知先觉者，正如丹尼尔·迈耶指出的那样，斯宾格勒的文化批评性诊断此时被海德格尔“直截了当地接受了”。海德格尔态度的转变反映了其对斯宾格勒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完全拒斥到选择性接纳的过程。经过几年间与斯宾格勒思想的反复纠缠与争论，若要说海德格尔完全没有受到斯宾格勒的影响，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这种影响究竟是直接或间接的、正面或负面的，尚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但影响本身的存在却是不可排除的。

　　1930年后，海德格尔对斯宾格勒的评价再度趋于负面。1936年至1937年的尼采讲座上，海德格尔称斯宾格勒只是一个尼采的“做了机智且风趣的通俗化”解释者；1940年后海德格尔提及斯宾格勒时总是指责其思想是浅薄的。然而，在经历了毁灭性的二战与纳粹的彻底失败之后，海德格尔在1951年的《何谓思？》一文中提及斯宾格勒时又多了些同情性的理解和认可：“人们今天再度更加认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警句，除了一些外在的缘由之外，其原因在于，斯宾格勒的话虽然是消极的，但却是尼采的名言‘荒芜正在生长’的正确推论。我们要强调，此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是句真话。”

　　以上事实说明，斯宾格勒的影响实际上一直伴随着海德格尔漫长的思想生涯，海德格尔总是或明或暗地将斯宾格勒作为争论对象。虽然海德格尔始终未接受斯宾格勒的类型化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循环论的基本假设，在他看来这种对历史作类型化的解释，是“没有历史性的历史哲学，是自相矛盾”，海德格尔自己的历史思想也一直以这种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理念化色彩的历史解释方式为对手并试图将其解构。但是，海德格尔与斯宾格勒之间的共性可能要大于二者之间的差异。犹如斯宾格勒将自己的思想归功于歌德和尼采一样，海德格尔本人也深受歌德和尼采，特别是后者的影响。他和斯宾格勒的思想风格都像歌德和尼采一样更偏重于鲜活的生命感和灵动的诗性，而不像笛卡尔和胡塞尔那样的绝对理性主义。

　　（作者单位：德国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档案馆）